2010年04月10日23:24通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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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3日在美国全球首发那刻起，ipad成为乔布斯的又一台超级赚钱机器。在苹果公司光鲜的表面背后，隐藏的却是一条交织着劳动汗水与金钱暴利的利益链条。
在这个全球的链条上，有三部分与中国紧密相连：一是40万左右大多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年轻中国工人，拿着以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计酬的底薪，在严格保密的生产线上消耗着他们一生中最为美丽的青春；二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组装厂，他们的毛利仅在2%到4%之间；三是以苏州联建科技为代表的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毛利稍高，也只在8%左右。
事故
4月、深圳、凌晨6时，一群群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从10到12个人一间的宿舍涌出，冲向设在公共走廊上的洗手间。这里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组装厂——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区。虽然工厂规定8点上班，但7点40打卡交班，之前还要做早会等准备工作，而且从宿舍到工厂还要走半小时，所以员工6点就得起床。
中午12点开始吃饭，规定吃饭时间是1个小时。但是生产线不能停，一般只能休息半个小时。
富士康的规定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因苹果方面的压力，往往是13天休一天，这样员工的压力很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相关法律规定。但是知情人士披露，苹果要求代工企业签订企业承诺书，表明这样的休假方式和自己没关系。
每年的6到9月是苹果订单的最高峰，随后进入低潮期。代工企业也被迫开始裁人。富士康曾一次遣散员工上万人。这些遣散费用都是由代工企业来支付，不计入苹果的费用。
苹果的产品因为对外表面的处理工艺要求非常高，需要对表面进行严格的抛光，由于大部分代工企业受场地和条件限制等原因，不少女工都是满手血泡。
2009年7月至今，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已有接近上百人遭遇 事故的公开记录。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要数联建“正己烷”集体中毒事件和富士康“孙丹勇跳楼事件”。
今年2月中下旬，联建科技百余名员工“正己烷”中毒，截至2月26日的数据显示，在整个“正己烷”中毒事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2742名员工，共有134人受影响。
除了“正己烷”事件，富士康的“孙丹勇跳楼事件”也被媒体广为报道。
2009年7月16日凌晨3时许，富士康员工孙丹勇从位于龙华基地的兆利花园A3栋12楼跳下。出事前，孙丹勇主要负责富士康苹果iPhone第四代N90的导入。7月10日，在给苹果寄产品时，一共为16台样机，但苹果最终只收到了15台。
7月13日，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发现苹果样机丢失并汇报给孙丹勇所在事业群的环安课。7月15日上午，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环安课开始正式调查，孙丹勇作为样机的经手人，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当晚，孙丹勇跳楼自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以前，一个企业一旦和苹果发生了故事，就等于戴上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花环，但现在这或许是个“死环”。其称，代工企业本身也在检讨，这几年，他发现一个规律，代工企业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都和苹果有关。
霸权
谁是“正己烷”事件的罪魁祸首？员工把矛头指向了联建，而一位离职的联建中层却把矛头指向了苹果的 霸权。
上述联建中层表示，2009年8月联建在苹果的建议下开始用这种溶剂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手机显示屏，这种化学制剂在中国及台湾地区均非严控化学药品。联建一位员工说，正己烷比酒精更经济。据称苹果当时建议的理由是，其他工厂也在用，你们可以用看看。
在联建内部员工看来，“正己烷”事件后，联建的安全隐患并没有消除。该员工称，事件之后，苹果再次给出了新建议，建议用丙酮等溶剂。
一家苹果零件供应商表示，为在短时间提高良率，苹果会建议代工厂商试用其他在中国已经使用的不同化学药剂，如丙酮等易燃、易爆的高危品，虽然是遵循中国法规合法使用，但是在订单的急迫压力下，往往没法做好事先的工业安全评估及保护措施。
其称，联建“正已烷”事件是为了达成苹果极端的出货标准要求，而以员工健康为代价和厂长撤职收尾，而苹果则报之以更多的订单，联建的台湾母公司胜华科技的股价也因此在近来飙涨。
备受世界舆论指责的“孙丹勇事件”也被指与苹果有关。知情人士称，孙丹勇的悲剧本可避免。在出事的富士康苹果代工厂中，原本安装了监控设备，但苹果为了防止泄密而拆除了监控设备，并把生产车间围了起来，这被认为给了员工“上下其手”盗走样机的机会。事后，导致孙丹勇死亡的样机是如何丢失的也无从查证。
苹果被诟病的地方显然不止这些。除了干涉代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苹果通过其强势话语权，已经渗透到了代工企业内部，甚至包括高层人事任命。
2009年8月，郭台铭亲点的接班人之一蒋浩良突然脱离鸿海一线核心业务，转为特别助理的岗位。早在他加盟鸿海之前，他曾在苹果公司任职16年。被郭台铭挖到鸿海后，借着当年的关系，他成了苹果订单的负责人。
知情人士称，鸿海之所以能拿下iPod、iPhone订单，除了这家公司强大的代工服务能力外，蒋浩良也被视为关键。在他任内，来自苹果的订单，一年创造的贡献，曾经占据鸿海集团整体营收的10%到15%。
蒋浩良的职位变动一度与孙丹勇事件联系在一起。上述知情人士却证实，这位曾经的“苹果人”正是被他的老东家赶下了台，具体原因仅仅是因为在一个iPhone小零件的成本控制上，没有听从苹果的调遣。据说，要求换人的电话直接找到了郭台铭——这个总经理要下来，要不然不跟你做生意。
类似的事件也在联建身上发生过。上述联建中层称，因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与苹果不同，联建的一中层干部也因此被迫调离。同样，要求换人的电话也直接找到了联建的高层。
在代工企业看来，苹果的霸道还反映在其强势的保密文化上，苹果为防止技术外泄而采取的令人窒息的保密措施令代工厂管理者和工人面临严重的心理压力。
在富士康代工苹果的深圳观澜基地有保安130余人，而且基地里戒备森严，如同一个工业堡垒，任何工人都需刷卡进门，保安则会对来往车辆的乘客进行指纹辨识扫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表示：“厂内各处的安检措施都非常严密，出门都需经金属探测器检查。只要发现任何金属物件，都会立即报警。”
可是苹果的要求不仅限于此，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为苹果等需要严格保密的客户生产线设立的专职保安规模高达四五百人，是整个厂区保安数量的三倍多，而这个需要严格保密的客户主要是指苹果。
一富士康离职人士透露，做iMac和iPhone分别是两个单位，按照苹果的规定这两个老总是不宜互相往来的，苹果不希望他们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他们前后经过同一个地方都是要避嫌的。至于iMac和iPod生产情况，他们相互完全不清楚。
上述人士说，苹果应该检讨的是他顽固到近乎无情的保密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所谓苹果保密营销策略，这种保密营销虽然有利于提升产品的认知度，但也直接对其他同类产品和代工人员造成了伤害。苹果每年发布的不具名的劳工报告也被其解读为营销的一种手段。
最低工资
4月初的江苏苏州。与往常一样，每天下午5点左右，在联建工厂门口，接送员工的大巴在厂门外排成一长条，工厂的大门会在5点半准时开启，待大门嘎吱一声打开，大巴就鱼贯而入，那些在5点半下班的工人们就搭乘大巴回到宿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员工下班后都会自觉回到宿舍，与听话的女员工不同，部分男员工下班后会选择到附近溜溜。 联建一员工告诉本报，“中毒”和“罢工”事件后，男员工因不好管理而被管理层列入限招黑名单。这种政策的变化直接反映到了介绍费上，年后，受民工荒的影响，联建缺工厉害，因此号召员工自发介绍，但男女有别，“男的介绍费200元，但基本不要；女的每个提成400元，来者不拒。”一名女工笑称，苹果再不加大对这种行为的稽核，以后男工将是厂里的“稀有动物”。
但高提成并不能打消员工的疑惑和怨气。让联建员工意见最大的就是过低的工资待遇。但联建觉得自己有苦难言。一台资代工厂高管表示，类似于苹果这种强势公司限制了工人工资的提高。其称，限制是通过两条途径完成的，一是借道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通过代工企业的倒逼。
在国内，代工厂工人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二是加班费。对于加班费，国家明文规定，其基数是与基本工资严格挂钩。因此，对工人整体工资待遇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基本工资。
在外界看来，是代工厂的克扣造成了工人基本工资的低下，从而限制了工人的整体待遇，但上述高层却称，真正能决定工人基本工资的既不是当地政府，也不是代工企业，而是苹果这样的大老板。
“苹果在国内有很多代工厂，有强大的稽核团队，他们对代工企业的流程非常了解，对国内的法律法规、社保体系乃至对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了如指掌。苹果在核算代工成本构成时，大多只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来核算人工成本”。
其还称，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代工厂为了利润，不可能高于苹果的标准给工人开工资，致使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到目前为止，在富士康，普通员工的工资是按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底薪每月960元，外加每小时7元多的加班费。在苏州联建情况也大体类似，中毒事件前，联建的底薪是当地工资标准850元。出事后，联建出现了大面积的用工荒，联建已将作业人员的基本工资由850元/月调整到1200元/月，以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
另外，在苹果严格的成本控制下，当代工企业不赚钱后，羊毛出在羊身上，代工企业就开始倒逼员工。
一位富士康资深离职人士透露，由于苹果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等分工环节全部打散了，零部件由苹果直接与供应商纵向采购，从而封死了代工企业的利润提高空间。
而其他客户和苹果显然不太一样。上述离任的富士康人士说，惠普和戴尔都会把代工企业看成自己的合作伙伴，他们觉得跟代工厂某种程度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惠普指定的零件不会太多，只有在主要部件如CPU和绘图卡指定厂商，其他的代工厂能提供的就由代工厂提供，“这样的话我们利润就提起来了”。
上述广达人士也证实，苹果是成本控制最严格的客户。业内代工惠普和戴尔的毛利率一般是在5到8个点。加上批量采购零部件的利润，一般毛利率在8到10个点左右。毛利还要摊销固定资产投入，如果管理不善将直接导致亏损。上述台湾资深人士说，大部分代工企业代工苹果其实都处于微利的边缘，从而限制了代工厂改善员工待遇的空间。
暴利
如今，iPad正以499美金的价位在全球疯狂售卖，但一代工厂高层却告诉记者，iPad的零部件成本不足100美元。
“相对iPhone的200%的毛利，2%的毛利是我们代工企业的悲哀。”上述富士康离职中层说。
一位具有海外背景的台资代工企业资深人士说，从纯粹的零部件成本看，16G的iPhone零部件费用大约是180美金，美国的售价为499美元。苹果的毛利率大约在60%到70%之间。iPad利润比iPhone还要高。这还不包括下载苹果店的软件收入。目前，苹果提供的软件最贵达到近千美元。但上述计算方法没有将运输成本、生产成本、分销成本等成本计算在内。
即使按照美国的iSuppli和BroadPointAmTech等市场调查机构更详细的计算方法，iPhone和iPad的成本均不到其售价的一半，总体利润率超过50%。相对iPhone利润率高达50%，三星手机的利润率为10%，而诺基亚的利润率为8.9%。
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研发设计制造公司台湾广达电脑(以下简称广达)的一位人士表示，苹果的笔记本成本除了目前售价最低的一款外，其他的成本也不足售价的一半。广达是苹果笔记本电脑重要的代工企业。
如今销售正旺的iPhone,让苹果的毛利率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9年第四财季，苹果的净利润对应同期增长达到了47%，营业收入增长约25%。
从最近的两个财季来看，苹果的净利润增长速度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被市场解读为其毛利率还在不断的提高。
江苏联建的一位吴姓员工怎么也想不明白，天天加班，生产线还在不断扩张，公司怎么会亏钱。联建是全球知名的中小尺寸显示屏制造商台湾胜华科技在大陆的子公司，资料显示，胜华科技在2009年前3季度亏损22.02亿新台币。
联建的一位基层干部说，联建因为是上游供应商，毛利率在8到10个点左右，但是依然无法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公司发现即使把工资提高到远高于富士康的960元到1200元后，现在还依然有5000人的用工缺口。提高工资后联建已经基本不赚钱了，联建正谋求在苏州建更多的生产线来实现规模化抵消成本。上述基层干部表示，已确定要新建数条苹果生产线，新招员工5000人。该人士感叹，联建所在地江苏新城的高端定位不适合他们这种微利企业，他们来错了地方。
上述联建人士说，高端的开发区不准在厂区建宿舍，旁边的住宅区又都已经被炒成了豪宅，为了把员工安置到远离工厂更便宜的住宅区，联建每个月上下班公交车费的支付就超过了100万元，每天超过130多个班次。
上述台湾资深人士说，代工一台在美国售价为499美元的iPhone，代工企业获得大约4美元。其中还包括工人的工资和摊销固定资产投入等。苹果不直接参与生产获得的收入却超过了200美元。
资料显示，苹果第五代iPad共有451个部件，其主要分工网络和价值分割体系包括销售、物流运输、硬盘制造、显示器模块、芯片、存储器、组装等众多环节。苹果在全球有数百家供应商，分布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捷克以及美国等地，但是大部分产品是在中国组装。
在苹果遍布全球的代工厂中，中国是重中之重。上述资深人士透露，苹果的代工厂在其他国家难以运行的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高，二是工人不愿意加班，而且人多了管理难度极高。
联建人士认为，像富士康和广达这样大型的代工企业，对苹果肯定有话语权。结果他很失望，富士康的接班人撤换已经给出了实例。上述广达人士的答复是言听计从，否则苹果照样砍单(撤单)。
从苹果系列产品的组装代工企业来看，组装代工的成本仅占到其销售价格的1%左右。但代工企业人士普遍认为，代工企业在苹果面前，恶性竞争导致根本无力改变现状。发展中国家处于分工的最底层，对跨国公司形成依赖，最终难以升级。他们只能奢望苹果在赢得最受尊敬企业和坚持做社会责任的同时，应该给代工企业有所返还。
在本报截稿前，苹果方面给本报的回复称，有关苹果公司对于供应商的企业责任，参阅苹果官方网站2010年报告及其他信息。对于其他方面则不予置评。
连接
在其官方网站的报告中，苹果公司披露了2009年对其在中国大陆、捷克、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及美国的102个供应商稽核中所发现的问题，现部分摘录于下：
一、17个严重违规：
①8家工厂对外籍工人收取过高的进厂费，2009年已协助外籍劳工追回近两年共220万美元的额外费用；
②在3家工厂过去出现违反童工规定的工厂复查，查出11名当时已成年员工(含在职及离职)，在进厂时为童工，已要求供应商加强聘用程序(如身份证件确认)； ③3家工厂对有害物质处理不当；
④3家工厂提供造假资料。
二、频繁出现的违规：
①工时：规定每周工时不得超过60小时，在65家工厂中，过半工人每月至少一次超过连续6天上班。已要求改善管理体系；
②工资：48家工厂加班工资计算不正确；24家工厂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③歧视：52家工厂对肝炎歧视，还有其他11家没有政策及程序防止反歧视。20家工厂对工人进行怀孕测试。23家工厂无任何反歧视的政策；
④职业工伤：70家工厂对安全违规无行政控制，如无证驾叉车，设备未检修。49家工厂未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
⑤人因工程：未能为工人设计合适的工作台或进行岗位调动，以防止职业危害及工伤事故，共24家工厂被列入缺失。
三、环境许可证及报告书：44家工厂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11家工厂未取得废气排放许可证，4家工厂操作条件不符合排放要求。
四、管理系统：55家工厂无“SER行为准则”实施监控的指定负责人。41家工厂对工人《劳工人权》培训不足。30家工厂对工人《健康及安全》培训不足。34家工厂对管理层的《劳工人权教育》培训不足。33家工厂对管理层的《道德标准》培训不足。
（李保华廖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