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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方:我是六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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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图:小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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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六零后

--作者:荆方

我出生在1968年。我出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红色的中国一片沸腾。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涯。

我们家是五口之家,我们姐弟三人。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两岁。本来,父母是不打算要我和弟弟的,双双医科大学毕业的他们,只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姐姐生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知识分子“靠边儿站”,他俩除了频繁地进“五七干校”学习之外,没太多工作要做,这时候奶奶就要求妈妈再生一个男孩。于是妈妈接连生了我和弟弟,看到弟弟出生,奶奶一颗心才放到肚子里。

我父亲是开封人,妈妈是北京人。所以我和姐姐从小在古城开封长大,而弟弟七岁以前被寄养在北京的姥姥家。

九岁之前,我和姐姐跟父母都住在奶奶家,当时在奶奶家住的还有:没结婚的小姑和小叔,寄住的堂弟和表弟,我们是典型的大家庭。粉碎“四人帮”之后,爸爸单位给他分了房子,我们接回了北京的弟弟,搬到了单位家属区,这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才团聚。

单眼皮女生

小的时候,我是小眼睛单眼皮,而且有点肉眼泡。在审美多元化的今天,单眼皮女生也是可以独领风骚的,但是在当时,大家都以大眼睛双眼皮为美,而且我的姐姐和弟弟全部都是大眼睛双眼皮,这就使妈妈替我备感压力。好在我天生很白,且生下来体重八斤,之后也一直保持胖乎乎的身型,胜在一个“可爱”上。又何况我自不懂事起,就经常语出惊人、做事无厘头,经常让家里人爆笑不已,所以我这个单眼皮女生轻易地取得了大家的宠爱。

第一首诗

礼拜天,爸爸偶尔会骑着他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带我去龙亭湖边兜风。

在一个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上午,爸爸骑车带我来到湖边。路边几只大白鹅正在草丛里捉虫吃,吃完虫子又摇摇摆摆地跳到湖中洗澡,很是惬意。

我见此情景,不禁“诗兴”大发,望着水中的大白鹅说:“鹅,鹅,鹅,你吃虫。”

爸爸听了惊喜非常,立刻飞快地骑回家。进门就大声宣布:“这孩子会作诗了!”

妈妈立刻迎上来问:“作的什么诗?”

爸爸掩饰不住满脸的自豪,说:“鹅,鹅,鹅,你吃虫。”

那年我两岁。

玩具

姐姐出生在1962年,又是家中头一个孩子,所以她拥有属于自己的玩具。而我出生的时候,狂热的中国已经忘记了“玩具”这种东西的必要性,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玩具。

姐姐有一套北京大姑送的塑料手术刀、腰果盘、听诊器等玩具,在当时是一套十分贵重的玩具。有一天下大雨,我们不能出去玩,于是姐姐领着我在堂屋地上“过家家”。她拿出那套珍贵的玩具,很难得地邀请我一起玩。谁知我刚上手就把那漂亮的塑料手术刀掰成了两半!姐姐勃然大怒,但她又不知道该如何惩罚我才能消除她的心头之恨,于是她选择了大人经常惩罚她的办法——罚跪。

等到妈妈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个啼笑皆非的场面:两岁的我踡着胖乎乎的身体,若无其事地跪在地中央,手里还毫无羞耻感地玩着手绢。八岁的姐姐愤怒地站在旁边,一边哭泣,一边勒令我“反思”自己的“罪行”。

早请示

我出生在“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那时候,工厂小到班组,机关小到科室,都组成“早请示、晚汇报”的小组。在居委会的督促下,我们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也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

早晨,上班、上学的人都走后。院子里所有的老人和孩子,就要集中站好,面对墙上的毛主席像齐声高呼:“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请示工作!”高呼完毕后,由院子里出身最好、表现最积极的一个人,朗读一至两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院子由贾老太朗读,她不识字,但是家里三代都是工人。朗读完毕,全体人员手举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呼:“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当时我九个月大,还不会说话只会蹦单字。每天被奶奶抱着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有一天“早请示”的时候,大家说“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话音未落,我突然晃着小脑袋流利地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奶奶听了大喜。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长句子。

车祸

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怀弟弟已经七八个月,挺着大肚子,在“五七干校”劳动。

干校劳动期间是不许回家的,所以妈妈经常星期天早晨偷偷溜回家,把我接到干校玩一会,到下午再骑车把我送回家。干校在市郊,距离我家骑车大概二十分钟。

那天,妈妈骑车送我从干校回家,顺便带了两个干校自己种的大西瓜。又是西瓜又是肚子里的弟弟,所以我就被放在车后座。拐弯的时候妈妈为了躲避迎面来的自行车,把车猛地一拐,坐在后座的我一个没防备,被从车座上甩了下来,顺势一个屁股墩,“咚”地一声坐到了地下。

被甩到地下的我既没哭也没叫,所以妈妈也没发现我被甩下来,还在一个劲地往前猛骑。

幸好路边一个老太太及时发现了我,她大声叫住了几米开外的妈妈。妈妈下车一看,我已脱离了“组织”。妈妈马上把坐在地上的我认领了回去。

三岁生日

我三岁生日那天,奶奶特意为我煮了一个鸡蛋。

奶奶家是一个大家庭,和我一同成长的不光有我的姐姐,还有住在一起的堂弟、表弟。在那个副食品凭票供应的年代,能吃到单独为自己煮的鸡蛋,这不但是一种罕见的享受,更代表了一种格外的宠爱。

我小心翼翼地举着被奶奶剥去了皮的煮鸡蛋,慢慢踱到院子里。我一边走一边考虑:在哪里享用我的生日点心?我的目光扫过院子,看到了一架乘凉用的凉床。

凉床的床面是用橡皮条绷成的,夏天睡觉很透气、凉爽,也很轻便。此刻凉床靠墙竖立,四条腿朝外,在两条腿之间有一条横梁,那横梁的高度刚好是我一欠屁股就可以够着的。

我当下就决定,坐在这个横梁上享受我的煮鸡蛋。于是我走过去老练地一欠屁股,坐在了横梁上。结果凉床被我压得翻扣过来,我被凉床来了个“乌云贯顶”,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凉床是四腿着地压下来,我在床下安然无恙,只是受了巨大的惊吓,大哭不止。但光滑的煮鸡蛋被我牢牢拿在手里,纹丝没动。

黄昏

在我上小学之前,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一直住在奶奶家,全家老少八口人,住在一明两暗三间房里,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房子越来越紧张。有一次,父母为房子大吵一架,然后母亲负气住在单位宿舍没有回来。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经历父母吵架,也是第一个母亲离我而去的夜晚。

黄昏来临,我照例站在胡同口迎接妈妈下班回家。暮色中,同院的叔叔阿姨都陆续回来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渐渐的,胡同里没有人了,奶奶来叫我吃饭不见我回去,索性不理我了。我倔强地站在黄昏的胡同里,小小的心里已感觉到妈妈今天不会出现了。但我不愿回家,与其说我在等待妈妈,不如说我不愿意面对“没有妈妈”的恐惧。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单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了他两间平房,我们全家第一次住上了自己的房子。但那个等妈妈的黄昏给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烙印,直到现在,每到黄昏来临,我的情绪总会莫名地低落,孤独和伤感会把心攥得紧紧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泥里面有棵葱

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从有线小广播和收音机里频繁听到“尼克松”这个抽象而陌生的名字外,平静的生活没有被搅起任何波澜。

尼克松访华时正是冬天,我家堂屋的墙角里照例用泥土埋着一簇过冬用的大葱。当时已经被收音机和小广播耳濡目染的我,有一天看着墙角的葱,突然醍醐灌顶,手指大葱郑重地告诉奶奶:“尼克松就是泥里面有棵葱!”我的话一出口,立刻在家人中引起一阵爆笑。我丰富的、无厘头的联想,使“尼克松”这个遥远的名字,生动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桔子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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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我体质很差,经常发烧。有一个周日,家里人都出去了,我因为发烧留在家里,妈妈在家陪着我。到了下午,我午睡醒来,就见妈妈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瓶桔子罐头!

在那个年代,水果是奢侈品,普通人家一年也难得吃几回水果。水果罐头更是只在看病人、走亲戚的时候才会出现。

妈妈用螺丝刀很费劲地把玻璃瓶上面的铁盖打开。顿时,满满一瓶黄澄澄的桔子瓣跃然眼前。第一口桔子进入口腔,味蕾被震惊了。过了半天,我才小心地用牙压碎一瓣桔子,软软凉凉的汁液铺满我口腔的刹那,我知道了什么叫珍馐美味。

当时是夏天,房间里阴凉而安静,我们母女席地而坐,妈妈喂我一勺一勺吃着。我独享着温存的母爱和美味的桔子罐头。这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让这个浸泡在桔子罐头里的温情下午,像一枚珍珠,牢牢嵌进我的记忆之海。

旅程

第一次坐火车,是四岁那年跟随奶奶去看望远在外地的二叔。为了让我体面地见人,奶奶还给我赶做了一双绣花虎头鞋。我穿着崭新的虎头鞋登上了火车。

在车厢里,我有问必答,语惊四座,成了旅客们的“开心果”。奶奶乘兴让我给大家唱首歌,当时我已经上了几个月的幼儿园,粗通文艺。奶奶的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我还被抱上了小桌子。我站在桌子上毫无忸怩,双手叉腰,单腿后踢,大声唱:“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讲董存瑞,雷锋王杰杨子荣,革命故事放光辉!”一曲唱罢,大家纷纷鼓掌,接着要求再唱一首。于是我再次双手叉腰,单腿后踢,大声唱:“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话音未落,人群里爆发一阵大笑:“这个唱过了!”我等大家笑完,镇定地说:“还没唱完呢。”大家只好忍住笑说:“好,唱吧!唱吧!”我依然双手叉腰,单腿后踢。这次我格外卖力,把腿用力甩向后面。突然感觉脚上一松,虎头鞋被甩出了窗外!随着列车的奔驰,虎头鞋顿时无影无踪。

刚上脚的新鞋就这么丢了,是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奶奶哭笑不得地瞪着我,众乘客无趣地纷纷散去,只剩下光着一只脚站在小桌上的我。

美味的油渣

荤油,猪油是也。为了避免直接叫猪油的不雅,我们叫它荤油,或者大油。

那时候凭票供应的菜油都不够吃,所以每年春节将至,家家都会把平时省下的肉票买成肥猪肉,将肥猪肉炼成雪白的猪油和金黄的油渣。猪油基本用来炒菜、炸丸子,油渣的用处则每家不同,院里一家邻居,每年都会把炸出来的一盆油渣,用塑料袋装上寄给农村的亲戚,这油渣对于农村亲戚来说,就是一道过年的大菜。

我们家炼猪油的日子,就是个小小的节日。炼油时,奶奶安详地坐在灶台前,用长筷子翻动着锅里的油渣,我和堂弟逡巡在灶台旁。奶奶一声:“好了!”爸爸应声而出,将油渣撒上盐和花椒面,放在小饭桌上,我和堂弟欢呼一声一齐扑上。油渣金黄酥脆,大家用手捏着吃,你一颗我一颗,一会儿工夫,一碗油渣就见了底。

小酒鬼

有一年夏天,北京的小舅舅出差顺路来看望我们,爸爸带小舅舅逛街,也带上了我。很少被大人带出去的我感到非常骄傲,有点得意忘形。

我们走到位于鼓楼附近的一家饭馆,爸爸请小舅舅喝啤酒。那家饭馆除了卖炒菜、面条,还外卖散装啤酒和三色冰糕。三色冰糕有三种颜色,还有很浓香的奶味,是每个孩子心目中奢侈的美味。冰镇啤酒装在一个个刷干净的玻璃罐头瓶里,摆在窗台改成的柜台上,金黄的啤酒在罐头瓶上沁出冰凉的水珠,看着就很凉快。

爸爸为小舅舅和自己各买了一瓶啤酒,给我买了一根三色冰糕。这在平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我得脸上鼻梁,非要喝爸爸的啤酒不可。爸爸拗不过我,就把自己喝了一半的啤酒递给了我。我捧起啤酒“咕咚”就是一大口,啊!又苦又呛,噎得我眼泪差点没下来。但为了逞能,我硬着头皮“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我惊世骇俗的举动不但吸引了其他顾客,连售货员都探出头来看我。在众人复杂的目光里,我干掉了半瓶啤酒,然后挺着小肚子,若无其事地姗姗离开。

被吓哭的“粉丝”

姐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排演现代京剧《沙家浜》,她有幸被选中扮演沙奶奶。

演出那天,姐姐带着化好的妆回家吃午饭。她脸上画着横七竖八的假皱纹,身上扎了一条小围裙,脑袋后面还用假发梳了个小纂儿,一副小老太太的样子。

姐姐兴冲冲地走进胡同,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们一群孩子蜂拥而上,殷勤地问这问那。姐姐一言不发,矜持地绷着脸走在前面,我得意洋洋地紧随其后。快走到家门口时,姐姐回头冲我粲然一笑。脸上的假皱纹突然狰狞地挤在了一起,当时就把我吓住了,不由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奶奶听到哭声,颠着小脚从厨房走出来,见状,扬手就给了姐姐一巴掌:“画的什么破玩意,把孩子吓成这样!”姐姐头上的小纂儿被奶奶拍得应声落地。眼看着好不容易梳的小纂儿付之东流,下午的演出也要泡汤,“沙奶奶”悲从中来,也“哇哇”大哭起来。一场“粉丝”见面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院子里来了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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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院子里住着一家南方人,都说南方人爱干净,但是他们家却是院子里最邋遢的。他们家在床底下养鸭子,满屋鸭屎臭;他们家水缸里养着钓来的草鱼,然后又用水缸里的水熬粥、沏茶、和面蒸馒头。

但是这家南方人,却有一门当时最尊贵、最时髦的亲戚——上海人。

上海亲戚到他们家那天,全院的孩子都跑到他们家门口,爬在门框上向屋里看。

那个上海来的女人很年轻,她正在堂屋里洗脸,一边洗脸一边跟家里人拉家常。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红碎花的的确良衬衣,下面是浅蓝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黑色丁字皮鞋。这些普普通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那样干净、素雅。她淡眉细眼,皮肤白嫩、透明,脸颊上隐着两团粉红。她说话时声音娇柔婉转,抑扬顿挫间透着令人酥软的甜滑。

她全身上下并无过人之处,却又让人感觉她处处都与众不同。她使那间肮脏的堂屋显得更加肮脏、灰暗,也使我感觉出了我们院子的破败和凌乱。而她是这一片暗淡底色中唯一一抹“闪闪发光”的亮色。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闪闪发光”的感觉,就是“气质”。

一双绣花鞋

当大家的耳朵被“黄继光”和“董存瑞”的故事磨起老茧时,一个另类的文学载体“手抄本”,悄悄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手抄本”这种靠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全凭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于民间。是谁创作了第一篇“手抄本”作品?是谁传抄了第一本“手抄本”?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清。但是“手抄本”一出世,即呈井喷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谁没听说过《一双绣花鞋》?

《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一百零一张美人皮》、《绿色尸体》……光听名字就能让胆小的听众魂飞魄散。何况这些故事大多冠以真实事件的名义,让人听了感觉格外神秘,毛骨悚然。话说有一个深夜,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她请求驻守南京长江大桥的解放军战士帮她抱一下孩子,当解放军战士接过孩子,却突然发现孩子是个死孩子,再一检查,孩子肚子里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时候再找那妇女,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多了这些故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晚上不敢上茅房。尤其是冬天的晚上,阴暗、冷寂的公共厕所,成了一个令人心悸的“黑洞”。那时候有个问题经常困扰我:如果脱了裤子刚蹲下,就看见墙角有一双蠕动的绣花鞋,咋办?!

《卖花姑娘》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放映时,神州大地哭声一片。当时谁要是看《卖花姑娘》不哭,是很丢人、很没觉悟的。我们胡同里有个妇女看了九次,次次哭得象泪人。

我看《卖花姑娘》没哭,因为我完全被吓坏了,根本忘了哭。这部片子全片都贯穿着诡异的复仇和阴森的迫害,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它无疑是一部恐怖片。

有一场戏,狗腿子白万奉命将小瞎子顺姬背到山里冻死。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阴森、死寂。白万背着顺姬往大山深处走,不明真相的顺姬信任地问白万:“叔叔,还有多远啊?”白万一回头,三角眼露出凶光,狞笑着说:“就快到了。”我的心当时就被揪紧了!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极度的绝望。第一次感觉到:被信任的人出卖,下场将是万劫不复。因为无法提防。

小广播

小时候,家家都有一个有线小广播。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布、“苏修美帝”的新动向,都靠它来传播。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广播站。小广播一年三百六十天全天播音,基本都是新闻摘要,摘要内容永远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小广播每天早晨六点钟开始播音,晚上十点钟全天播音结束。开始曲是《东方红》,结束曲是《国际歌》。

我们城市的小广播,发生过一个很惊心动魄的事件。在搞武斗的时候,两派红卫兵激烈争夺市广播站。一天,一派红卫兵占领了广播站,广播里立刻传来一个激昂的女声:“革命的群众们,我们终于占领了……”声音突然嘎然而止,原来是另一派红卫兵闯进了播音室,他们掐住了正在播音的女红卫兵的脖子,当场把她掐死了。全市人民都听到了这个女红卫兵最后的声音。

自从听说了这个事件,我对小广播里面那激昂而高亢的声音又怕又敬。每天晚上十点钟,万籁俱寂,我躺在黑暗中听着悲怆的《国际歌》,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个死去的女红卫兵。

晒豆豉儿

我小的时候,开封家家腌豆豉儿。豆豉儿的学名是西瓜酱,但是真正的开封人都叫它豆豉儿。

开封是西瓜之乡。我记忆里最便宜时西瓜卖到两三分钱一斤。用西瓜腌制的豆豉儿,成了那个时代家家必备的副食。谁家的新媳妇如果不会腌豆豉儿,那她立刻就要向资深的老奶奶请教。是不是能腌一盆香喷喷的豆豉儿,就是考验新媳妇会不会过日子的标准之一。腌一大盆豆豉儿,半年都不用买菜。每次吃的时候挖一勺出来,放上葱、姜、蒜和干辣椒,用油一炸,全家人用它夹馒头、拌面条,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豆豉儿做法就是把煮熟的黄豆拌上干面粉,捂到长“毛”,然后将西瓜瓤连肉带汁,掺到长“毛”的黄豆里,再放上花椒、大料等香料,还有大量的粗盐。接着就是暴晒,直到晒得飘出淡淡的酵香,就算成了。

晒豆豉儿,是那时候夏季最常见的一道风景。大太阳天儿的午后,奶奶颠着小脚,从屋里端出蒙着白纱布的、装着豆豉儿的大瓷盆。摇摇晃晃地走到家门口的树下,将瓷盆放到太阳下的板凳上。微风过处,是各家门口一字排开的豆豉儿盆子。

红小兵

自从上了小学,“自由散漫”这四个字,总是如期出现在我成绩单的评语栏里。不管我转学还是升学,这四个字如影随形,和我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当“红小兵”真是一个孩子的骄傲。那时候,如果你是一年级上学期当上,那你肯定是学习的尖子、老师的“红人儿”。如果你是二年级上学期当上,那你至少是学习比较好的;如果你是二年级下学期当上,那你也还算可以。如果你是三年级当上,那大家都知道,那是“撮堆儿”的。因为到了四年级,就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全班都是“红小兵”。

我是三年级下半学期当上“红小兵”的。我戴上红领巾的时候,看到我们班那些一年级入队的同学们,明显地露出“受伤”的情绪。

粉琴

我唯一的布娃娃,是北京的表姐送给我的。虽然是旧的,但在同龄的孩子中也不多见。我很爱它。我给布娃娃起了个名字,叫粉琴,因为我们胡同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阿姨叫粉琴。我经常用旧衣服和碎布头给粉琴做衣服穿;我还爱抱着粉琴到处串门;生气的时候,粉琴还要挨我的老拳。

我和粉琴的“死别”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粉琴已经很旧、很脏了,橡胶做的脸蛋脏得快看不出肉色了,眉毛也秃了。妈妈决定扔掉她。

我发现妈妈的“阴谋”时,粉琴已经躺在胡同口的垃圾箱里了。我哭得惊天动地,跑到胡同口的垃圾箱里把粉琴拽出来,搂在怀里,伤心欲绝。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粉琴还是被妈妈扔掉了。我失魂落魄了很长时间,总是感觉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有粉琴的“音容笑貌”。

洗澡

我儿时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洗澡。因为洗澡就意味着几十个陌生人光着屁股挤在一个闹哄哄、骚乎乎的空间里,为争抢淋浴喷头吵架,被热蒸汽熏得头晕脑涨。

当时洗澡是每个家庭周末的隆重活动。星期天一早起来,女人把家里能带的孩子都带上,男孩子七岁以前也归母亲带着洗。带齐人马,母亲用尼龙网兜提上毛巾、脸盆、肥皂、梳子和换洗衣服,一家子浩浩荡荡就向澡堂子进发。

那时候洗澡的地方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共浴池外,再就是各国营大厂和大机关的内部澡堂。内部澡堂条件稍好,人也少,但查票严格,没关系的很难混进去。公共浴池则永远人满为患。当时开封市里条件最好的公共浴池只有新华楼浴池。每次我一进女部的大门,孩子哭、大人叫;穿衣服的和光屁股的都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一看到这些我就神经紧张,还没洗已经累出一身汗。

妈妈每次洗澡都会带上姐姐、堂弟和我,自顾不暇的妈妈洗澡时脾气格外暴躁,每次都用最短的时间把我搓得浑身通红,然后不管我浑身火辣辣地生疼,就把我往热腾腾的淋浴下推,把我塞进一堆滑腻腻的裸体之间——喷头下通常聚集着三到五个人。然后妈妈就开始给姐姐搓。搓灰对于洗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不搓干净就等于暴殄澡票。

每次走出澡堂大门,呼吸到干爽、新鲜的空气时,我都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

臭美妞

我家对门有姐弟五个,老五是唯一的男孩。他们家生活比较拮据,只有老大才有资格做新衣服,所以每件衣服都要从老大穿到老四。

他家的老二比我大两岁,是个极其爱漂亮的人,姐姐下放给她的旧衣服,她决不像我们一样逆来顺受地穿,每件衣服她都要自己动些手脚,把裤管改窄、把腰身改瘦等等。反正她身上穿的永远像是为她单做的。上小学四年级时,家长不让她动剪刀,她就把姐姐下放的一条肥裤子,用针全部缝一遍,把肥的地方都叠进裤缝儿缝了起来。裤子经她一改,穿上特别合体。

有一次,她去服装厂拣来一堆边角布料,挑出一条花纹鲜艳的布条,偷偷缝在自己白衬衣的袖口和领口上,在一起玩的时候,她得意地伸出袖口向我们“显”,把大家羡慕坏了。可惜好景不长,老三出于嫉妒向妈妈告发了她,妈妈立刻勒令她把花边全部拆掉。

从此,她得了个外号:“臭美妞”。

红缨枪

看完电影《闪闪的红星》后,我迷恋上了红缨枪。那一阵子我最渴望的装束就是穿一身真正的军装,腰里扎一条宽宽的牛皮带,胸前飘着红领巾,肩上扛一条银光闪闪的红缨枪。

有一天,我在奶奶的床下翻出一个涂了银漆的旧枪头,是小叔叔参加民兵训练时用过的。枪头虽然已经斑驳不堪,但我欣喜若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木棍儿,用旧毛线把枪头缠了上去。接下来剩下最重要的一项:红缨。像电影里那红绒绒、飘飘然的红缨肯定是找不到了,别说妈妈不可能给我买,就是想买街上也没有卖的。

我魂不守舍地在院子里踅摸了好几天,终于发现罗大妈家晒了很多准备打袼褙用的碎布,其中一块碎布的颜色是鲜红的,大小也合适。于是,我趁罗大妈午睡时,把那块红布偷到了手。我把红布撕成布条绑在了枪头下面,红布条的长度和密度正好挡住枪头和木棍儿之间的毛线。虽然没有红绒绒的感觉,但是飘飘飒飒的也很招摇。

一条威风凛凛的红缨枪出世了!我扛着它立刻跑到胡同里走了一圈,引来了所有孩子们的羡慕。在大家的簇拥下,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勇敢、机智的儿童团员。

冤案

弟弟七岁以前一直住在北京姥姥家,该上小学时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弟弟刚回来的时候,撇着一口京腔,穿着掐花边的条绒裤子,完全是个道地的“北京人儿”,让我非常嫉妒。

弟弟有一双浅黄色的尼龙袜子,袜腰上绣着彩色的花纹,是小姨在北京给他买的。我从没见过尼龙袜子,自从看到了这双黄袜子,我就起了“歹心”。终于有一天,弟弟洗脚的时候,我把他脱下来的黄袜子藏了起来。妈妈找了半天没找到,把弟弟训了一顿。弟弟丢了袜子还挨了训,“呜呜”直哭。

偷来的袜子我也不敢穿,就藏了起来。星期天大扫除的时候,“赃物”在我的抽屉里被发现。弟弟当场被平反昭雪,我头上则挨了爸爸几个“爆栗子”。

杨子荣

刚上小学时,我有一阵跟妈妈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医院深处有个小跨院,里面住着母子俩。孩子的父亲原来是医院院长,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因为孩子父亲的原因,妈妈不让我跟那个小男孩玩。那时的单身宿舍也没有孩子跟我玩,于是我经常背着妈妈溜到小跨院找那个男孩子玩。小男孩每次看到我都很兴奋,对我非常巴结,我很享受这份巴结,也很乐意和他玩。

有一天下大雪,我突发奇想,要扮《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小男孩立刻从屋里扯出两条雪白的床单!我非常惊喜,当下决定,每人扮一回杨子荣。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因为道具的真实,我俩玩得很是尽兴。我们的动静终于惊动了妈妈,她气急败坏地找到小跨院,一把扯掉我身上的床单,脚不沾地儿地把我提溜到院外。

临走,我只来得及看了一眼我的“战友”,他被眼前的变故弄得有点发懵,怯怯地看着我妈妈,脚下堆着一堆肮脏的床单,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飒爽英姿。

后来,我的战友“杨子荣”就搬到乡下了。

雷锋叔叔到我家

我十岁那年,妈妈被抽调去主持全市妇女健康普查,吃、住在单位。爸爸当时在外地进修,那段时间家里只有我们姐弟三个。姐姐学校远,中午不回家。所以每天中午,我负责把头天晚上姐姐做好的饭菜,放在蜂窝煤炉子上热好,然后和弟弟吃。我个子矮够不到炉台,所以经常踩着凳子热饭。

一天中午,我正站在凳子上热饭,爸爸的老战友孙叔叔来了。孙叔叔当时还没复员,在外省当军医,和爸爸多年不见,我和弟弟并不认识他。那天孙叔叔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领章、帽徽、黑皮鞋,煞是威武。他一进门看到这个情况,就把我抱下凳子,二话不说就给我们做起午饭来。饭做好,他没吃就走了。

我们家属院里头一回来了个货真价实的解放军,消息传开,我和弟弟感觉非常有面子。当院里的孩子们追问这个解放军是谁的时候,弟弟骄傲地回答:“他就是雷锋叔叔。”
几天后,妈妈结束工作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就已经知道,我们家来过一个叫“雷峰”的解放军。

偷嘴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殃及全国。我们院子里房子比较结实,所以没有搭防震棚,但是家家都让孩子睡在桌子底下,以防夜里有动静跑不出去。

我和姐姐被分配睡在厨房的桌子底下。一天晚上,大人都睡下后,姐姐突然从桌子底下爬了出去,过一会儿又神秘地爬进来,手心里小心翼翼地托着两块黑乎乎的东西。我连忙从被窝里爬起来,问她拿的什么?姐姐不说话,示意我张开嘴,等我把嘴张开,她捏起其中一块放进我嘴里。啊!原来是红糖块!我突然想起旁边的柜厨里有一大罐红糖。

从那天起,我和姐姐就开始不定期地偷嘴吃。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糖和凝脂样的荤油。把食指伸进装荤油的罐子里,狠狠一挖,一块雪白的荤油就被挖出来了。荤油在嘴里慢慢融化的滋味,温润绵厚,味道好极了!

姐姐则跟我不同,她什么都要尝一下。最离谱的一次,她弄了一小撮白色的晶体,用小手指沾几粒放在嘴里,满脸陶醉地咂摸着。我看了她的样子,心里就馋得很,就用一个手指狠狠地全沾满了晶体往嘴里送。啊!苦得我直打哆嗦,原来是味精。

我和姐姐断断续续在厨房桌子底下睡了好几个月,我们尝遍了厨房里所有能入口的东西。包括胡椒面和辣椒面。

买带鱼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不爱吃带鱼的。那时候带鱼是唯一能吃到的海鲜了,如果不算海带和虾皮的话。

那时候买带鱼就像一场战役。每次水产门市部来的带鱼数量有限,所以听到消息就要立刻行动,慢一步你连鱼腥儿都别想嗅到。除此以外,购买带鱼还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能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给家人打这一顿牙祭;第二,购买带鱼需要相应票证,如果你的票证借出去了或者丢了,那就买不到。

在奶奶家住的时候,买鱼的事情是奶奶包办。搬出奶奶家后,买鱼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每年快到春节时,妈妈上班前就把钱和票放在桌子上,叮嘱放寒假在家的我注意“来鱼”的信息。带鱼神出鬼没,我要支起耳朵听着。一听院里人说“水产公司来鱼了”,我就抓起桌上的钱和票,箭一般射到街上。跑到水产公司门口,看到长龙一样的排队人流,我才会定下心来,站在队尾。

排队是很无聊的事情,夹在一群老太太和家庭妇女里面,还要不时提防插队的人。因为不会挑选或者售货员欺负我小,所以我买回来的鱼总是又小又烂,经常被妈妈责怪。

抢军帽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七十年代的中国,头戴一顶真正的军帽,那是无比时髦、无比荣耀的事情。军装,是每个男孩子的一块心病,因此抢军帽就演变成了一种恃强凌弱的游戏。

在我的记忆里,戴军帽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现役和退伍军人;第二是孔武有力经常打架或者不怵打架的青壮男子;第三就是纯粹的小流氓。我们城市曾经宣判过一个流氓犯罪团伙,他们最主要的罪行就是因为抢军帽而斗殴,捅死了两个人。

有一次放学,我亲眼看见两个初中男生,一个骑着自行车,一个坐在车后座上,他们骑到一个头戴军帽的男孩子旁边时,坐后座的那个男生猛地一把抢走了那个男孩子头上的军帽,随着一声狂笑,骑车的两个初中生呼啸而去。被抢的男孩子刚要哭,从后面又来了一群骑自行车的大孩子,显然是在旁边高中上学的,而他们中的一个就是被抢男孩子的哥哥。哥哥见状并没有下车,支起一条腿蹬在马路牙子上,把弟弟叫过去问了几句话,然后他一招手,一伙人就上车急追而去。

等我走到下一个路口,就看见他们一帮人正把那俩个抢军帽的初中男孩按在墙上猛揍,其中一个孩子的鼻子被打出了血,大声求饶。我吓得一溜小跑绕路回了家。

白球鞋

在我的小学时代,白球鞋不但代表时尚和漂亮,更是隆重活动的必备服饰。但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允许,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白球鞋,比较常见的是得到一双姐姐哥哥穿剩下的,穿之前要用白鞋粉厚厚地涂擦一遍。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学校要上街进行庆祝游行,班主任要求我们届时都要穿白衬衣、蓝单裤、白球鞋。我们班里有一个叫宋文卫的男孩,平时穿得最邋遢,衣服和书包也都破破烂烂的。游行那天早晨,他上身穿了一件破旧的白衬衣,下面是他常穿的一条打补丁的蓝裤子,脚上穿了一双深兰色的旧球鞋,球鞋的大脚趾那里还破了个洞。班主任看到他这身装束很生气,让他回家去换了白球鞋再来。结果直到我们出发他也没来。

游行是连续三天,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操场上列队完毕,才看见宋文卫气喘吁吁地跑来。他身上还是昨天那身旧衣服,脚上的旧球鞋却用白粉笔用力涂过,还可以看到一条一条的粉笔印。连脚指头部分也被粉笔涂白了,脚指头一动,粉笔末就往下掉。看到这双企图蒙混过关的“白球鞋”,班主任火冒三丈,她用手指点着宋文卫的脑门大声呵斥道:“滚回去!没有白球鞋就不要来了!”宋文卫被她点得踉跄了几步,地上立刻留下了一串白粉笔组成的脚印。

游行事件之后不久,宋文卫就退学了。

骚乎

我上小学的时候,女孩子十分流行跳皮筋、踢毽子等游戏。这些游戏是一个女孩子在同伴中表现能力、树立威信的重要手段。即便你学习成绩平平,只要皮筋跳得好、毽子踢得好,那你就是女孩子们追捧、巴结的对象,可以成为小圈子里的“大姐大”。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笨的孩子,学习不好,跳皮筋、踢毽子也不行。我踢毽子最多踢五个,我们班的最高记录是一气儿踢四十个;跳皮筋皮筋放在腰部这个高度,我就很吃力了,而我们班跳得最好的可以跳到“大举”(就是拿皮筋的把胳膊举过头顶)。

一到课间大家自由结帮,组成小组进行对抗赛,技术不好的我只有干看着,因为我和谁一伙就会拖累谁。后来,不知谁发明了一个角色,叫“骚乎”。“骚乎”的意思就是骚来骚去,不管哪组玩,她都跟着玩,但她的成绩不记入各组总分。这个略带歧视的角色却让我很有归属感,从那以后,五年小学生涯里,我一直称职地扮演着“骚乎”的角色。

直到现在,我都对那些能轻松将腿举过头顶,把一人多高的皮筋勾下来、踩在脚下的女同学心存敬意。

防空洞探险记

我们大院家属区的后面,有一个荒芜的假山,假山上长满了杂草和野花,除了有一小片空地被开掘出来种了点儿蔬菜外,其余的无人问津。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假山下面发现了一个被杂草和土石掩盖的洞口,经过研究发现,这就是传说中的防空洞!

还没有建立家属区的时候,单位曾组织“右派”分子挖防空洞,有一个“右派”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洞里。后来,这个防空洞就被封死、废弃了。为此,这里成为单位的家属区后,大人们依然对防空洞讳莫如深。

无意中找到了防空洞的洞口,男孩子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大军立刻布置了任务,留下一队男孩继续挖洞口,另派一队女孩回家拿手电、铁锹等工具。工具拿来后,没费什么劲就撬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进洞时,以大军为首,其他男孩和几个胆子大的女孩形成一列纵队,迂回进洞。防空洞里伸手不见五指,很空旷,说话都有回音,脚下还有很多积水。大家越走越深,感觉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这时,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右派来了!”哇,队伍顿时炸了营,大家撕下了强做镇定的面纱,鬼哭狼嚎地往洞口跑去。一个叫小三儿的男孩不幸绊倒在地,被众人踩得鼻青脸肿才爬出去。

傍晚,小三儿妈领着满脸涂着紫药水的小三儿,找到了大军家。不久,就听到大军家里传出大军爸的怒吼,还有皮带击肉的脆响。

盗窃团伙

因为北京的物资供应比我们要好得多,我儿时的记忆里,北京的姥姥家经常给我们寄糖果、饼干、粉丝等紧俏商品。每次收到包裹,妈妈只是分给我们几颗糖果,其余的东西全部锁在高低柜的柜子里面。

高低柜的上层有几个抽屉,卸掉最下面的一个抽屉,就可以把手伸到锁着的那扇门里面。姐姐通过实验知道了这个窍门,于是她卸掉那个抽屉,将手伸到了藏着糖果和饼干的“宝藏”里。这个秘密肯定瞒不过我和弟弟,不久,大家就都尝到了甜头儿。渐渐的,从高低柜里拿好东西吃,变成我们姐弟的一个秘密享受。到后来,东西越来越少,拿的时候需要弟弟把上半身钻进去才能拿出来,我还要在外面拉住他的腿,防止他栽进柜子里出不来。这种行动比较复杂,必须家里没大人的时候才能进行。

一天,家里要来几位北京的重要客人,爸爸妈妈认为用北京的糖果招待北京的客人,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他们打开了放糖果的柜子,打开后却发现,凡是我们胳膊能够到的地方,早已空空如也,只剩几颗话梅糖,可怜巴巴地蜷缩在我们胳膊所能到达的势力范围之外。

用北京糖果招待北京客人的计划落了空,爸爸的愤怒可想而知。我们姐弟三个排成一排,罚跪在屋子中间。爸爸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咆哮,我记得爸爸的咆哮中带出了“盗窃团伙”这样的字眼,这让我们三姐弟深感事态严重。[/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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