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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ptic——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的文章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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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探秘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证实:人类并非最佳的理财专家
翻译 徐蔚

假设你的孩子需要立即支付2万美元学费,而获得现金的唯一方法,是卖掉你持有的部分股票。幸运的是,你曾投资2万美元,以每股200美元的价格购进了100股Google股票,现在这支股票已经涨至每股400美元。卖掉一半Google股票就可以付清学费。当然,你也可以将多年前花4万美元买入,现已跌至2万美元的福特(Ford)股票廉价卖出。在此情况下,你能算清出售股票和支付学费后获得的净利润吗?

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卖掉Google 股而保留福特,以期挽回损失。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人们为什么要抛出正在上涨的股票,却紧攥那些已在下跌的股票不放呢?究其原因,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但是,这种心理模式却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经典经济学假设,“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决策过程中仍能保持高度的理性。

随着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和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兴起,理性经济人已然绝迹。因为这些新兴经济学已经证明,人类并非纯理性生物。1979年,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论文《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由此开辟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从那以后,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证明,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强的损失厌恶心理。当收益与损失的几率是一半对一半时,大部分人会选择放弃做一件事情。如果收益能够达到损失额度的两倍,自然又另当别论。这说明,人们在遭到损失时的痛苦程度比享受快乐时的兴奋程度要高。事实上,有时前者能达到后者的2倍。

现在,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人们对这一现象的了解深入到了我们的脑部结构。为了获得这方面的第一手科学资料,我拜访了神经科学家罗素·A·波达瑞克(Russell A. Poldrack)和行为经济学家克雷格·R·福克斯(Craig R. Fox)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并亲自体验了一回。在他们的实验中,要求实验对象注视荧屏,对屏幕上正在放映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与此同时,磁共振仪每两秒钟对扫描一次他的脑部,将他的大脑活动捕捉成像。研究人员将这些独立的图像依次排列,修正因头部动作产生的偏差;接下来,他们将得到的所有数据编辑在一起,对大脑尺寸和形状之间的差异进行校正。这时,研究人员就能据此建立起一个统计模型,显示在脑内对任务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的那片脑区中,核磁共振信号如何随时间变化。再将观测数据与理想模型加以统计分析,研究人员就能得到一些统计图,最终转化为表明大脑活动的彩色图片。

2007年1月26日,波达瑞克、福克斯和他们的同事塞布丽娜·M·汤姆(Sabrina M. Tom)、克里斯托弗·崔普(Christopher Trep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名为《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的论文,公布了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的成果。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实验对象对一个输赢几率各占50%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结果显示,当盈利几率上升时,中脑边缘和中脑皮层多巴胺系统的活动就会增加,当损失几率上升时,这一奖励敏感区域的活动就会下降。有意思的是,损失感和盈利感都是由相同的脑结构——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腹侧纹体(ventral striatum)负责的,前者关系到决策和了解奖惩机制,后者则涉及学习、动机和奖励。因此,损失厌恶程度个体差异的决定因素是:大脑中因为损失而被关闭的区域,比大脑中因为盈利被激活的区域大多少。

上述结果可能是由神经化学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些人天生就是高风险爱好者,有些人则是只能承受低风险的风险规避者——这又影响了他对金融世界的预期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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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石成金术吗?
致富秘诀与自然吸引法则
翻译 徐蔚

有这样一个“经典”致富策略:想发财吗?写一本教人们如何发财的书并以邮购的方式发售。购买这本书的读者会发现,发财的捷径就是,写一本教人们如何发财的书,并以邮购的方式发售。

朗达·伯恩(Rhonda Byrne)的《秘密》(Secret,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06年)一书和据此拍摄的影片用了类似的策划方案。在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的大力推荐下,目前该书的发行量已经超过300万册。秘诀就是所谓的“自然吸引法则”。根据“物以类聚”原则,你头脑中的积极想法就像磁石一样,会将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吸引过来,包括金钱。书中宣称,“任何人缺钱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思维堵塞了财源”。依此类推,肯尼亚人贫穷的根源必然在于其自身的悲观厌世。影片的推广宣传中同样充满了虚荣的金钱颂,例如,“所到之处,点石成金”;“我是一块吸金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则是“此时此刻,更多的钞票正在为我印制”。钞票在哪儿印?快递公司吗?

荧屏上,一个个名人以优雅的姿态登场,信誓旦旦地向观众保证,《秘密》一书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科学已证实,积极思维的力量比消极思维强大几百倍。”——其实不然。

“疾病,让我们反思,使我们了解身体的失衡状况,但是很少有人喜欢或感激疾病的这种机能。”——想想那些不领情的癌症患者吧。

“一个人体内蕴含的能量足以为一个城市提供长达一个星期的照明。”——当然,如果人能把身体中的氢通过核裂变转化为能量的话。

“人类的思想会发射和接收磁力信息。”——但磁体通常是异性相吸,即正极与负极相互吸引。

“每个想法都有特定的频率。反复思考某个想法,就可以发射这个想法的频率。”——在突触传递(synaptic transmission)过程中,大脑的确可以通过在神经细胞中流动的离子流产生脑电波,而根据麦克斯韦方程(Maxwell's equations),任何电流都可以产生磁场。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塞尔·A·波尔德瑞克(Russell A. Poldrack)教授表示,脑电波产生的磁场非常微弱,只能在一个严密与外界磁源隔离的房间内,用极其灵敏的超导量子干涉仪(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SQUID)才能测量出来。另外,还要考虑到平方反比定律的作用:即能量波的辐射强度与能量源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物体与能量源的距离是另一个物体的两倍,在两个物体大小相同的情况下,它所接收到的能量只是另一个物体接收能量的1/4。10-15特斯拉(teslas,磁感应强度单位,符号为T)的脑磁场不但会在头骨中快速消散,而且会迅速被其他磁源覆盖,更不用说10-5特斯拉的地磁场了,它会以超出10个量级的强度覆盖脑磁场。

在理想状态下,积极想法当然比消极的好。但在真实世界中,无论前景多么乐观,环境都不可能永远处于理想的平衡状态。对于这一点,可以去问问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如果自然吸引法则真的成立,那么,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中国人、被整族屠戮的北美土著以及遭受奴役的美国黑人岂非都是作茧自缚了?尤其讽刺的是,奥普拉在个人网站上还对《秘密》一书表示大力支持:“一个人发射到世界中的能量——无论好坏与否——都会实实在在地反馈到自己身上。人们日常的选择创造了自身的生活环境。”如此说来,饱受欧洲人奴役的局面难道是非洲人“发射能量的反馈”造成的?

奥普拉女士,请放弃支持这种无稽之谈好吗?您曾经揭露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的回忆录其实是100万个谎言的集合,请您像那次一样,告诉您的广大追随者,财富来自努力工作、良性积累和创造性思维,就像您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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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拒绝美食
翻译 徐蔚

运动员难免要担心自己的体重,自行车运动员尤其如此。练习赛上,到处都有人在讨论怎样减磅、增磅,和最新的饮食养生法和饮食时尚;各种健康饮食法层出不穷,又接连被推翻。我们都知道:在5%坡度(即2.25°)的斜坡上,超重10磅,爬坡时速就会下降0.5英里。这是有据可依的,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 MA,蹬自行车所需的力与加速度和车座承受的质量成正比。

跟我一起骑车的人大多和我一样:四五十岁,有家有业,早就错过了竞赛的黄金期。我们骑车只是为了愉悦身心、保持健康,所以,何必为了一点点超重而耿耿于怀?不过,控制体重是自行车文化的一部分,而自行车文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饮食的控制遵循着自己的定律:食物的数量和味道,与吃下之后“犯罪感”的强烈程度成正比。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和珍贵的食物可以享用,我们又怎能抗拒这些美味的诱惑?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巴里·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饮食信仰:你信奉的饮食规则都是错的》中写道,我们不应该拒绝美味,至少不应该完全拒绝。格拉斯纳认为,人们错误地信奉着“不存在的真理”,竟然认为“一顿饭的价值取决于饭菜中缺少的成分:糖、盐、脂肪、卡路里、碳水化合物、防腐剂、添加剂以及其他的可疑物质越少,饮食就越健康。”格拉斯纳认为,这种饮食信条毫无科学性可言。

谈到健康地吸收营养,味道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格拉斯纳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项研究:“面对同一道泰国菜,参与试验的瑞典妇女都觉得味道太辣,而喜欢这道菜的泰国妇女则从中吸收到更多的铁。相反,当自愿者享用汉堡包、马铃薯和豆子时,偏爱这类食物的瑞典妇女吸收的铁更多。最值得注意的是第3项试验,这一次,摆在自愿者面前的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淡而无味的糊状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泰国人,还是瑞典人,都没能吸收到更多的铁质。”

说到铁,既然已经证明阿特金斯减肥法不利健康,是否该把肉类归为危险食物呢?错!格拉斯纳在书中提到,研究证明,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肉类消耗量和血胆固醇都在增长,但他们死于心脏病的几率却相对降低了。当然,在确定减肥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我们无法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格拉斯纳提到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每天锻炼30分钟,不吸烟,多吃鱼、纤维和叶酸(folate),心脏病突发的几率就会降低28%;当然,还要尽量避免摄入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trans fat)以及让葡萄糖水平骤升的碳水化合物。套用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卡琳·米歇尔斯(Karin Michels)的说法:“与减少非健康食物的常规摄入相比,增加健康食物的常规摄入更重要。”

现在的健康问题更加复杂。格拉斯纳在书中回顾了对心脏病、癌症等多种疾病的研究,认为它们明显是由“病毒和细菌感染、工作压力、压抑的生活环境,还有早年的一些不足,比如营养不良、出生时体重过低、缺少父母关爱,以及青春期和成人阶段的慢性失眠”造成的。另一项研究显示,这些疾病“在公众参政率较低、种族歧视程度较高,或者贫富差距过大、男女收入不均的地方发生几率更高”。

格拉斯纳援引《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任编辑马西娅·安吉尔(Marcia Angell)的说法,进一步解释这些数据:“尽管我们乐于相信,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能极大改善健康状况,也不排除改善健康状况的可能性。但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例如戒烟),上述改变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微弱而短暂。一份对某人无害的食谱,也许会对另一个人产生不良影响。”

正如传教士在《旧约·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五节中所说:“我赞美欢笑,对一个人来说,阳光底下,没有什么能比吃喝享乐更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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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上加错
2006-12-14
翻译 徐蔚

在文学领域里,嬉笑怒骂的讽刺文学已经成为重要的流派,因为“一句优雅的奚落抵得上一千句脏话”——这是生活在20世纪的主诉律师(trial lawyer)路易斯·耐瑟(Louis Nizer)的名言。所谓诙谐,高雅的代表当属马克·吐温:“我没有参加葬礼,但我发信表示,我批准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也颇具代表性:“他拥有我所痛恨的一切美德,却没有任何让我佩服的恶习。”最好的通俗范例则出自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上世纪美国的一位喜剧明星)之口:“我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夜晚,不过,不是今夜。”科学家们在攻讦同行时也毫不逊色。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对一篇论文的讽刺可谓经典:“这不对,甚至连错误都够不上。”我将之称为泡利的经典名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彼得·沃伊特(Peter Woit)引用泡利的这一名言为自己的新书命名。这本名为《甚至没有错》(Not Even Wrong)的作品是一部批判超弦理论(string theory)的著作。沃伊特在书中指出,弦论不仅建立在一个未经检测的假设之上,而且过于依赖数学的美学性质以及支持者的声望。在科学上,如果说一个概念不可证伪(not falsifiable),并不是指它是错误的,而是说我们无法证明它是错误的(而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一大特点,因为科学概念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就像牛顿的物理定理在大尺度上不成立一样),因此作者说,它甚至连错误都够不上。

连错误都够不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更糟糕?当然是错上加错!阿西莫夫(Asimov)有句话写得非常贴切:“当人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他们错了;当人们认为地球是球形的,他们也错了。但如果你以为这两种观点的错误程度一样,那么,你就犯了比二者加起来还要严重的错误。”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错误的相对性》(The Relativity of Wrong),我称之为阿西莫夫公理。

阿西莫夫公理认为,科学都建立在以往的错误之上,具有累积性和渐进性。因此,即便科学家经常犯错,他们的错误也会随着持续的数据收集和理论建设而逐渐削弱,比如,卫星测量就已精确地显示出地球并不是正球形。认为所有的错误都一样,就意味着理论没有高下之分。这是科学社会化理论的“有力”论点之一,它认为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取向,尤其是那些当权者的取向息息相关。而科学家不过是些知识资本家,他们炮制科学论文,汇报执行强制保持现状的霸权理论之后的测试结果(通常得出支持的结论)。

在某些极端案例中,文化确实控制着科学行为。例如,19世纪中期,医生们认为奴隶患有某种“漫游狂症”(drapetomania),具有无法控制的逃离奴隶制欲望,以及“懈怠症” (dysaethesia aethiopica),即不服从命令的倾向。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针对人种差异的科学检测从认知能力的角度,得出了黑人比白人劣等的结论。20世纪中期,精神病学家力图证明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直到近期,还有人得出,女性天生就在科学和领导方面低人一等。

虽然这些例子极其恶劣,但并不能否定科学在阐释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卓越能力。真理是存在的,科学就是发掘和阐述真理的最好工具。尽管人们还在为生命的发展速度和方式争论不休,进化论也比神创论高明得多。用泡利的话来说,神创论才是“连错误都够不上”。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论战中的发言:“当两个对立观点吸引到同样强烈的关注时,真理不一定就是两者的折中。有可能其中一点根本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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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式袭击者原是社会精英?
2006-03-08
撰文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对那些做困兽之斗,逼得警方不得不开枪击毙自己的人,警方通常称为“借警察之手自杀”(suicide by cop)。按照这种说法,搞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就是“借谋杀之机自杀”(suicide by mueder)。所以,我建议我们不妨称这种行为为“谋杀式自杀”(murdercide):自杀是蓄意杀害他人的手段。

之所以要这样咬文嚼字,是因为自杀问题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科学家们认为,人们产生自杀冲动的两个条件:极度无能为力、极度孤单,和“谋杀式自杀”没有什么关系。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焦依诺(Thomas Joiner) 发表了一篇极富启发性的科学论文,题为《人为何要自杀》。他在论文中写道:“人有两种基本的需求,一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融入他人的圈子;一是渴望对他人有用,或者能影响他人。如果在这两方面都遭受重创、一败涂地,觉得自己到处都格格不入、一无是处,那就难免有求死之心了。”

由此推论,当世贸大厦陷于熊熊烈火中时,那些不愿葬身火海而纵身跳下高楼的人,不是自杀;93号航班上,那些奋起同劫机分子殊死搏斗,争夺飞机控制权,而最终使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田野中的乘客,也不是自杀;就连驾机撞进双子塔的劫机分子,也不算是自杀。
许多人认为,恐怖袭击中的“人肉炸弹”都是些贫穷潦倒、没有文化、愤世嫉俗乃至走火入魔的家伙,但调查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却大相径庭。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法医精神病学家马克·萨吉门(Marc Sageman)对400余名基地组织成员进行调查,发现其中3/4的成员出身于上层社会或中产阶级。他还指出,他们中“90%的人来自呵护备至的完整家庭,63%的人上过大学,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入学率通常只5%到6%。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人都是他们国家中最出色、最优秀的人物,堪称社会精英”。这些人并非失业者,也不是没有家庭牵挂,“他们既有工作也有家庭,73%的人已经结婚,绝大多数人都有子女……3/4的人有专门或兼职的职业。他们之中不乏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土木工程师、大部分人从事科研工作,搞人文科学的很少,最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宗教背景。”

焦依诺认为,自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要想自杀,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克服对于这种痛苦的恐惧感。恐怖组织玩弄了什么手法,让信徒泰然自若地面对自杀的痛苦呢?方法之一就是,心理上的反复灌输。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家阿米(Ami Pedah Eur) 在《自杀恐怖主义》(Suicide Terrorism)一书中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有自杀式袭击发生,许多人立即兴高采烈,又是庆祝又是纪念。这股风气已演变成了一种狂热崇拜献身精神和殉难者的文化传统。如今,在公共场所的一些大幅宣传画上,自杀式袭击者的照片和体育明星一样引人注目,成了大出风头的英雄。”

恐怖组织控制信徒的另一手法是借助“团伙义气”。萨吉门指出“潜在的恐怖分子通过先前已有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或者已经决定要结伙加入恐怖组织的人,加入到‘圣战’者的行列。在65%的案例中,这种‘友谊’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兄弟关系,有助于帮助他们在献身关头克服本能的犹豫和畏惧心理。 “西班牙恐怖袭击中的自杀式袭击者就是一个例子。七名恐怖分子共住一套公寓,其中一人说:‘兄弟,今晚我们全都得去。’既然别人去了,你不能背叛朋友,所以只能跟着去。如果是每个人单独思考的话,说不定他们就不会去做了。”

因此,阻止自杀式袭击的方法之一,是锁定并打击那些煽动他人的危险团伙,例如基地组织;另一个方法,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B·克鲁格(Alan B.Krueger)指出的“那些滋养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应扩大公民的自由”。在对美国国务院关于恐怖活动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克鲁格发现:“有些国家虽然堪称富裕,却仍缺乏公民权利,因而恐怖分子源源不绝;相反,有些国家虽然较穷,但在保障公民自由权方面做得不错,自然也就不会滋生多少恐怖分子了。显然,如果各种权利得到了保障,人们也就用不着靠恐怖活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了。”让自由之声响遍天下吧。(译/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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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星人绑架!
2005-12-30

1983年8月8号凌晨,我骑自行车行驶在前往内布拉斯加州海格雷的一条寂静的乡间公路上。此时一艘闪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飞船赶上我,迫使我停在公路的一边。外星人走出飞船,他们绑架了我90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重又回到公路上,但是对飞船里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全无记忆了。我能证明这事确实发生过,因为事后不久我还对一个影片摄制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每当有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给我讲述他们的传奇经历时,我从不否认他们遭遇的真实性。不过,多亏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Richard J. McNally和Susan A. Clancy最近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幻想和现实人们根本就无法分清,遭受过伤害的情形也是这样。2004年《心理科学》(Psychologica 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太空外星人绑架事件之追踪原历想象过程中的精神生理学反应”(Psychophysiological Responding during Script-Driven Imagery in People Reporting Abduction by Space Aliens)的文章,文中McNally、Clancy及其同事报告了一项对声称曾遭受过外星人绑架的人所作的研究结果。当被测试者通过“追踪原历想象”再度体验他们被绑架的经历时,研究人员测量他们的心率,皮肤电导率,以及挑动眉毛的一条肌肉——被称作“侧(外)额肌”——的电子肌动描记反应。“相对于对照组的被测试者”,作者得出结论,“声称曾遭遇绑架的人对绑架事件和使人紧张的剧情表现出更多的精神生理学反应,对积极的和中性的剧情的反应则差别不大。”事实上,这些绑架遭遇人的反应和罹患“创伤后应激反应紊乱症”(PTSD)的病人听到他们真实的创伤经历时作出的反应颇为类似。

对外星人绑架事件的研究肇始于一次更大规模的“性虐待记忆”调查的对比实验。在其著作《追忆创伤》(Remembering Traum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McNally追溯了20世纪90年代“记忆复原运动”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运动中,当一些人试图找回他们业已丧失的童年时代的性骚扰记忆时(通常借助于催眠和引导想象),其实是在编造从未发生过的虚假虐待记忆。“那些认为自己曾有过被外星人绑架遭遇的人,在听了描述他们所谓的绑架经历的录音以后所作出的反应和PTSD患者一样,”McNally解释说,“这一事实强调的是,在驱使人从生理上作出与遭受过真实伤害相一致的反应方面,信念发挥着重要力量。”无论对一段创伤体验的记忆多么生动传神,都不能把它当作真凭实据对待。

对外星人绑架事件最可能的解释就是“睡眠麻痹”和“催眠夸张(清醒状态下的)幻觉”。暂时的麻痹经常会伴有视听幻觉和性幻想,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通俗文化的背景下得到解释,人们总是被不明飞行物和外星生命迷得神魂颠倒。McNally发现,绑架遭遇人“在实验室里远比对照组的人更倾向于表达虚假回忆和虚假认知”,而且他们在“专心致志”(absorption)程度测试问卷中的得分也显著高于正常水平,这一特征也同“幻想倾向”有关,而这种倾向性同样预示着虚假回忆。

我本人的那段绑架经历是由“睡眠缺乏”和“体能衰竭”引发的。在3 100英里洲际不间断“穿越美洲竞赛”开始之后,我已连续骑了83个小时的自行车,行程达1 259英里。我沿着公路摇摇晃晃,昏昏欲睡。此时我的给养车闪着远光灯徐徐驶来。给养队的同伴恳请我小睡休息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一段遥远的回忆, 1960年代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入侵者》(The Invaders)中的镜头,缓缓流进我的白日梦里。在剧中,外星人复制了真人用来接管地球,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保留了一只僵硬的小指。忽然之间,给养队的队员全都变成外星人的模样。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手指,详细盘问他们技术的和私人方面的事。

从90分钟的睡眠休息中清醒过来以后,我对拍摄这场竞赛的ABC电视台世界体育节目组讲述了这段经历。除了说这是一场奇异的幻觉以外,它什么也说明不了。但在当时那一刻,那种体验却是真真切切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看来人类自我幻想的能力就没个边儿,信念的力量简直无坚不摧战无不胜。幸亏科学教会了我们分辨哪是幻想哪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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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得不如我”

人们往往会低估他人工作的难度。对此,美国威克森林大学橄榄球队教练Mills颇有感触地说,大学橄榄球迷常常如此:“他高坐在看台第40排座位上,怎么也想不通,对方那个17岁的小子只不过是从40码外带球冲过来,本队那个17岁的小子怎么就没有撞到他?于是他气冲冲地离开球场来到停车场,却连自己的汽车都找不到。”

我把这种可笑的现象戏称为“无能推定综合症”。然而,一项新研究却发现,我们之所以会认为他人的工作比自己的简单,奥秘或许在于人体神经系统的机能。

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研究所的专家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雇了一名演员,拍摄他举起重量不一的小黑盒的动作。小黑盒的重量从50-850克不等——对于不知道公制单位为何物的美国人需要解释一下,这相当于1.76盎司到1.87磅。而后,12名实验对象做举起小黑盒的同样动作,同时观看演员的动作录像,猜他举起的重量。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极有趣的现象:例如实验对象举起750克的盒子,即那些盒了中较重的一个,那么他们对录像中演员所举盒子重量的猜测,会明显少于实际重量,平均相差61克。

今年3月23日出版的《当代生物学》期刊上介绍了这项实验。文章指出,实验对象做出那样的错误判断是必然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他们写道,如果你只是观看他人的动作,“观察者的运动神经系统就会模拟他人的行为,而这有助于观察者理解对方的运动、意图和目的。”然而,如果你自己也运动起来,运动神经系统就会发生阻塞,“做动作可能会干扰或影响神经系统对所观察动作的处理”。因此,如果你在生产线上挥汗如雨,或者在工厂里终日把一些小黑盒举上举下,那么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你会认为面前那个做同样工作的家伙在偷懒。

这个新发现告诉人们,工作的人常常吃力不讨好。不过,即便如此,你恐怕也想不通,今年3月的加州亚里索维耶荷市,做着市议员工作的那些人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当时他们打算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禁止在全市性活动中使用泡沫塑料杯,因为它的制造过程中使用了危险化合物一氧化二氢(DHMO)。自然,所谓 DHMO其实就是水,这不过是利用简单的化学常识,搞个恶作剧罢了。

不过,列位市议员大人可是如临大敌,因为幽默网站[URL="http://www.dhmo.org/"][COLOR=#0000ff]www.dhmo.org[/COLOR][/URL]列举了DHMO的若干危害,并披露,生产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需要使用此物质。该网站对如下危险提出了警告:“意外吸入DHMO会置人于死地,即使少量吸入也难以幸免”;“在固态DHMO存在的环境中暴露时间过长会导致严重的组织损伤”;再有,DHMO“是酸雨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说白了,其实上面三句话指的分别是溺死、冻伤和雨水的一部分。
该网站还声称:“曾获殊荣的美国科学家Zohner的研究发现,大约有86%的人支持禁用DHMO。”实际上,那是在1997年,Zohner才14岁,在爱达荷州读中学,他进行了一项关于DHMO问题的调查,以此赢得了一次科学大会的最高奖。在调查中,Zohner像该网站那样列举了DHMO的潜在危害,调查人们对禁止这种化合物的态度,在接受调查的50个人中,有43人支持禁止DHMO。

亚里索维耶荷市的闹剧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一些人把矛头对准环保主义者,指责他们制造了一种“天要塌下来”的心态,使之弥漫在伟大美国的国民之中。但在我看来,Zohner的调查对象和那些市议员如此容易受骗,说明科学教育亟待加强。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减少对某些人(如橄榄球四分卫和全球气候研究者)的工作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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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角力:群体Vs个体
(要想让一个群体明智,它必须是自治、分散和多元化的。)

2002年,在流行的电视系列节目《百万富翁》的某一期中,我充当那个“接电话的朋友”。可是,当我的熟人被一个问题难住时,他选择了“向观众求助”。他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而且因为数据显示观众的判断在91%的情况下是正确的。相比之下,“专家”的正确率仅为65%。

这种差别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观众通常被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但是其中存在更深刻的原因。如果问题数量庞大五花八门,那么解决起来群体比个人更显智慧。这与 19世纪的苏格兰报人查尔斯•麦凯在其著作《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中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这部怀疑论的主要文献认为:“已经阐述过,人们以群体方式思考。你会看到,人们在群体中会变得疯狂,且只能缓慢地、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恢复正常。”这一论断后来得到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等人的支持,已然成为教条。勒庞在他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声称:“在群体中,累加起来的是愚昧而非大智慧。”

您弄反了,勒庞先生。在2004年出版的深受人们喜爱的著作《群体智慧》(由道布尔戴公司出版)中,《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James Surowiecki巧妙地列举了大量的证据,环环相扣地阐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人。”在一项实验中,要求参与者猜测罐子里果冻软糖的数量。这群人的平均值为871,仅与850的真实数目相差2.5%。而56名参与者中,只有一人与这个数字很接近。这是因为在群体中,与真实数据相偏离的个人误差基本互相抵消。

另外一个极端违背直觉的例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当美国“蝎子号”潜水艇于1968年5月沉没时,海军科学家John Craven组织了一大批潜水艇专家、数学家和打捞潜水员。他并没有将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互相讨论,而是让他们根据潜水艇最后已知的速度和位置(此外什么条件都没有),各自对潜艇失事的原因、下沉的速率和倾角等变量给出自己的最佳估测。然后,Craven采用贝叶斯定理(对问题的每一个要素都分配一定概率的一种统计方法)计算了群体的平均值。“蝎子号”在海底的实际位置仅仅与平均预测值相差220码(约200米)。

更为奇怪的是1986年1月28日股票市场的反应,“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这一天发生爆炸。四家主要的航天飞机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罗克威尔国际公司、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和摩顿•狄欧可公司——其中以最后那家公司(有缺陷的固体火箭推进器的制造商)的股票跌幅最大,损失达到12%,而另外三家的损失只有3%。来自克莱蒙森大学的经济学家Michael T. Maloney和来自克莱门特麦肯娜学院的J. Harold Mulherin展开了一次详细的市场研究,没有发现有泄露内情或者火箭推进器或摩顿•狄欧可公司成为媒体聚焦的证据。在有四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大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然,群众并不总是明智的——别忘了还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而且,当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全都朝同一个错误的方向考虑时,“群体思维”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例如,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2003年2月1日失事时,股票市场的反应出错,尽管推进器没出问题,但是人们大量抛售推进器制造商的股票。

一个群体要想明智,它应当是自治、分散而且知识多元化的,而当“哥伦比亚号”仍在太空中飞行时拒绝其泡沫冲击理论的委员会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相比之下,Google就非常聪明,因为它采取了一种按照网页链接次数进行排序的算法,通过链接到这些页面的数量来评判链接本身。Google系统之所以管用,恕我直言,是因为因特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自治、分散、并且多元化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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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错误和肯尼迪的失误
撰文 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译 徐蔚

有人说“我错了”,然后呢?

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4年了。在那场战争里,3,000多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每天的战争经费的消耗更是高达两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年花掉了730亿美元! 难怪美国大部分议员都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站在同一条战线,确信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落荒而逃”。正如2006年7月4日布什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Ft. Bragg, N.C.)发表的讲话中所重申的那样:“在任务完成之前决不撤军,我不能让2,527位牺牲在伊拉克的士兵白死。”

在生活中,我们作出过很多类似的不理智决定,结果导致股份丧失、投资不利、生意亏本或者关系破裂。其实如果当时能够理智一些,就可以推断出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决定是否投资。但是,“如果”永远只是“如果”——无论是在爱情、战争还是商业投资方面,我们都丧失过理智。这些在不理智状态下作出的决定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
心理学家卡罗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埃利奥特· 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二人合著的《不是我的错》[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书中,对造成“沉没成本谬误”和其他认识谬误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自辩”机制(self-justification),即“允许人们说服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是他们探讨的焦点。当人们使用被动语态宣布“错误产生”的时候,就说明理智已经回归。就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谈到越南、柬埔寨和南美问题时坦承的那样,“错误很可能是由我所供职的部门犯下的”。

认知矛盾是导致自辩的根源:“任何人在面对心理上彼此矛盾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仰和意见)时,都会觉得紧张,”塔佛瑞斯和阿伦森解释说:“这种矛盾会造成自责、懊悔、痛苦等不同程度的精神不适。在找到适宜的缓解方式之前,人们很难摆脱这种不适的精神状态。”而正是在缓解矛盾心理的过程中,自辩机制才开始加速运转。

误判死刑可以说是认知不准确的极端体现。从1992年美国实施“昭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以来,有192人被免除了死刑。但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塞缪尔·R·格罗斯(Samuel R. Gross)对此并不满意,“如果我们能够像复审死刑判决那样认真审阅每份判决书”,“在过去的15年里,能够被免除牢狱之苦的人就会超过28,500 个,而不是区区255个”。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制记者罗布·瓦尔登(Rob Warden)的解释,通过自辩机制缓解心理矛盾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心理现象,“人们一旦陷入这一机制,就会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你会认为人们都在对你撒谎,在此基础上你会衍生出一套‘隘见’(tunnel vision)性的犯罪理论。多年以后,当有确凿证据显示某个罪犯无辜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等一下,若不是这个证据是错误的,就是我自己搞错了—— 但我是个好人,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在少数情况下,的确有人曾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他们大多得到了人们的宽恕,受尊敬程度甚至还因此得到提升。在猪湾(Bay of Pigs)事件后,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发表了如下讲话:

“该部门会坦承他们的错误,就像某位智者曾经说的,‘除非你拒绝改正,否则失误将不会成为错误’。我们需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不需要寻找替罪羊……我必须为失败担负最终责任,没有别人,就我自己。”

这段讲话让肯尼迪的声望飙升,一跃成为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领袖。假设如果布什说出这样一席话,情况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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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硬”科学

只有将数据、理论和阐释三者完美结合,科学才能切实服务于人类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现了两个让人头痛的倾向:第一,将科学按照 "硬科学"(物理学)、"中硬科学"(生物学)和"软科学"(社会科学)的次序进行排列;第二,将科学著作分成技术型和普及型两类。按照这种排序和分类,硬科学和技术类著作获得了最多的尊崇,而软科学和科学普及类作品则遭到轻视。而且,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偏见。

  我经常想,如果一定要排出个次序,目前的这个序列应该调过来。譬如说,虽然微分方程式的高难度计算提高了物理学科的"硬度",但与计算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体活动、预测全球气候变化相比,界定和验证论题中的因果网络变量还是相对简单的。不过,生物学中的建模再复杂难度再大,也难不过为人类大脑和社会活动建造模型。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才是真正的"硬"学科,因为它的研究主题是更为复杂和多面的宏观秩序。

  我认为,在技术性和普及性科学之间,还应该有一种 "综合科学",即对数据、理论和阐释进行有机综合。如果将科学比喻成一张三脚桌,数据、理论和阐释就是这张桌子的三只脚,缺了任何一只,桌子都会塌掉。如果一定要追究这三只脚中哪一只的价值更大,那还不如去算算在计算圆面积时,π和r2 哪个更重要。

  让我们先来看数据和理论。2001年4月,我开辟了一个名为 "达尔文格言"(Darwin's dictum)的专栏,其中引用了对《物种起源》的一条评论的回复。评论者认为《物种起源》太过理论化了,作者 "只须给我们提供事实就够了"。达尔文在回复中解释了数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他说:"大约30年以前,很多人还认为地质学家只需观测无需理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提出,这样一来,搞地质不过就是进入碎石坑,数数卵石、说说颜色罢了。要知道,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者反对某种观点时才会有意义,奇怪的是,人们总是看不到这一点。"

  根据查尔斯·达尔文的观点,观测资料只有用于检验某种观点--比如一个论题、模型、假设、理论或者范例时,才会有价值。我们所测量或观察到的事实是不会自己讲话的,它们必须经过阐释成为某种观点或概念。知觉的对象是需要概念化的,反之亦然。既然无法找到一个我们自身与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即所谓"上帝之眼",我们便不能将理论、概念与数据、感知相分离。

  仅有数据和理论还不够。我们的古猿祖先就已经开始探寻模式、制造概念,了解周边的世界,并把它描述出来。我们其实都在讲故事,要把数据和理论编成一个好故事。如果不能阐释你的观测结果,不能告诉别人它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不能说出你的研究的意义,那么,你的科学就是不完整的。有人认为科学仅限于发表在专科杂志行业专栏内的研究报告,其它的东西则都属于"普及类"的范畴。这种观点是极端狭隘和天真的。一旦这种局限的观点被认可,许多里程碑式的著作就会被排除在科学的范畴之外,甚至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以及进化生物学家们有关过去13,000年里人类世界文明发展微分率的环境理论。

  一流的科学著作都渗透着研究者的精心论述,就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都是原始资料的整合统一,以检验某种普遍理论,或者回答某个重要问题为目的。一言以蔽之,只有综合科学才是真正的"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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