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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偶结发

王国维与叔本华美学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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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思想: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因此宇宙不过是幻影,人生是幻影"
“人们都知道,伟大的天才难得和理性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天才的个人往往服从于狂暴的情绪和非理性的激情。”
在叔本华看来,理念越高级,那么体现它的个别事物就使人越是容易作纯客观的观察,因而这类事物也就越美。由此他进一步说:“因此,人比其他一切事物更美,而显示人的本质就是艺术的最高目的。”
王国维思想:
“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圣人谓之日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他认为,《红楼梦》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以上摘自
王国维与叔本华美学思想之比较 作者最后还是把叔本华给否了...

作者:张树泉
摘要: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极深,但又受中国传统哲学之熏陶,为他在美学思想方面既受叔本华之影响,又能自有创见,有所超越奠定了基础。就美学思想而言,对于美的本质的认识他们同陷唯意志论的泥坑,把美看作理念的表现,但王国维创“古雅说”,承认有自然美与艺术美之分,高于叔本华;在“美的知识是先天的”这一点上他们同持“天才说”;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推进了《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精华,对我国审美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位学者。他学贯中西、多才博识,在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高,著述极丰;王国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的悲剧式人物。他学习和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文化寻求研究和发展中国文化的科学方法,却又为西方文化的消极因素所困扰,被中国封建文化的毒素所吞噬,在年逢五十的鼎盛之年自沉昆明湖,过早地自我终结其尚可更有作为的一生。因此,我们在研究王国维的思想及其学术成果等问题时,必须注意他和西方文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说到王国维和西方文化思想,诸如西方哲学、西方美学、西方心理学等等的关系,人们往往较多地注重西方文化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而对他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科学方法,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则常常估价不足;而在注重西方文化对王国维的影响时,又往往强调其消极的方面,对其所受西方文化的有益影响则往往认识不足,因而,对于王国维的评价也就难免失之偏颇。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早期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术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西方文化思想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其中,他最为崇拜,受其影响的最深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作为最早系统地研究叔本华的学者之一,王国维不仅翻译介绍叔本华哲学、美学和教育思想的文章,而且还运用叔本华的思想与方法进行中国哲学、文学、美学的研究。因此,本文打算从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的比较入手浅探王国维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得与失。

一、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关系。

美学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美学,在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研究比较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也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他们的哲学思想。

王国维研究西方文化,向西方寻求真理,是从哲学开始的。他在《三十自序》中说:“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国维开始研读的是康德的哲学著作,如《纯粹理性批判》等书,可是感到难于理解,于是“更辍不读”,转“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本华之书,思精而笔锐。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今译作康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从王国维的自序中可以看出,在哲学思想上,他受康德的影响很大,而叔本华自诩为康德嫡传弟子,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但叔本华抛弃了康德哲学思想的精华,独树起唯意志论的旗帜,成业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和神秘主义者。王国维研读了叔本华的大部分哲学美学著作,而且心有灵犀一点通,和它产生了共鸣,从而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尽管三十岁后,王国维感到“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终于决心与哲学诀别,而转向文学、美学的研究。但是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和幽灵却始终伴随着王国维,在他的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主要从下面几点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总纲,是他的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在叔本华看来,整个世界都不过是主体、自我的产物。他说:“为认识而存在的一切,因此连整个世界在内,都只是和主体有关的客体,直观者的直观,一句话,只是表象而已……任何一切属于世界或可能属于世界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以这种确定性通过主体而受到限制,并且只是为了主体而存在的。”王国维接受叔本华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并以之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他在《论性》、《释理》、《原命》等三篇哲学著作中,运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反复说明主观决定客观的主观唯心主义论点,认为理不外于吾心,吾心即是理,是性,是动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因此宇宙不过是幻影,人生是幻影。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必然要导致唯意志论、神秘主义的悲观主义。

第二、叔本华认为,世界还不止是表象,“只有意志才是自在之物;意志本身完全不是表象,和表象完全不同:一切表象,一切客体,现象可见性、客观性,都是从意志而来。”而意志“只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它不是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由于这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构成了世界内容和本质,而生命、可见世界等等只不过是意志的一面镜子,它们的存在都完全取决于意志的存在。这样,叔本华完全陷入唯意志论的泥坑而无法自拔。同时,叔本华还认为意志根本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他贬低理性的作用,贬低人类的认识能力,承认超出人类认识范围以外的、不受充足理由律支配的非理性的存在,于是又滑入了神秘主义的深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神秘主义也对王国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理性”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的暗味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又说“吾人所以从理性之命令而离身体上之冲动而独立者,必有种种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个人之精神,必存于民族之精神。而此等表面的自由,不过不可见之原因战胜可见之原因耳,其为原因所决定,仍与自然界之事变无以异也。”王国维这些论述虽然带有较明显的中国封建哲学的色彩,但在很大程序上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由唯意志论和神秘主义而导致悲观主义,这是叔本华哲学思想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叔本华认为,生活和梦境“在本质上并无明确的区别”。生活只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梦”,因此,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他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一书的最后说“我们倒是自由地承认,在完全扬弃了意志以后,对于那一切还充满着意志的东西,剩下的只不过是空无。但反过来说,意志所转化和否定的东西,我们这个如此真空的世界及其一切,太阳和银河,-一也都是空无。”由于人类的欲望常常得不到满足;生活充满着苦难,而苦难虽然可以从艺术和哲学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但不能使人彻底摆脱悲惨境界,因此,遁世纪俗,意志消亡,解脱尘世,才是一切人的出路。这种悲观主义的“解脱之道”对王国维的影响最为深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既是一篇重要的美学著作,也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它集中地反映在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王国维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十分明显地表现了王国维与叔本华一脉相承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这部“宇宙之大著述”,是反映悲观主义的杰作,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曲折而错综地反映了悲观主义思想。他说:“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圣人谓之日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王国维通过解剖《红楼梦》来阐发自己的哲学、美学思想,认为《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把“解脱”看作是《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之所在,这正好与叔本华“殊途同归”。

当然,王国维作为一个封建思想意识仍旧较浓厚的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但当他从西方寻找到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之后,却结出一个奇特的苦果。这种中西合壁的畸型思想,深深地影响制约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二、王国维与叔本华美学思想之比较

王国维早在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就对美学有所猎涉,对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怀着浓厚的兴趣。他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信者,则宁在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当三十岁时宣布与哲学“诀别”之后,王国维写下了《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十七则》、《古雅在美学上之地位》、《人间嗜好的研究》、《人间词话》等美学著作,另外,他的一些诗词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他的美学思想。由于在哲学思想上受叔本华的影响较深,所以王国维在美学思想方面也同样受到叔本华很大的影响。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王国维毕竟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有很高造诣的著名学者,他在进行文学和美学研究是时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他的美学思想虽然有着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深深烙印,但是有胜过叔本华的创见,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因而,就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以至文化观,是有一定意义的;同时,对于探讨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追真理的得与失等问题,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叔本华的“理念说”与王国维的“古雅说”。

什么是美,它是怎样产生的?几千年来,美的本质问题一直是美学家们无法回避却又感到十分棘手的一大难题。他们力图找到自认为是科学的答案,但结果又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叔本华“世界是我的表象”和世界是“空无”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美学观必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一样东西,一个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完全是由于它是理念的表现。他说:“既然一方面,任何事物都可以纯客观地在一切关系以外去加以观察:而且另一方面,意志在自己的某种客观化程度上出现在任何事物中,因此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理念的表现;所以任何事物都是美的。”“一物比他物更美,是因为它使这种纯客观的观察更容易进行。”在叔本华看来,理念越高级,那么体现它的个别事物就使人越是容易作纯客观的观察,因而这类事物也就越美。由此他进一步说:“因此,人比其他一切事物更美,而显示人的本质就是艺术的最高目的。”叔本华把“唯意志论”作为他的美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将主观唯心主义和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拼凑到一起,因而其美学基本理论实际上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大杂烩。一方面,他说;“当我们称某一事物为美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审美观察的对象”,也就是说事物只有处于主体的审美静观中才是美的,因此,美似乎只具有主观的性质,只是主观的创造物。可是,另一方面,按照前述“一物比他物更美,是因为它使这种纯客观的观察更容易进行”的观点,事物之所以美,它的美的程度取决于它是一定等级的理念的表现,而理念又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美又似乎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了。叔本华这一套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理念说”对于美的本质的认识必然是荒谬的。

正是基于这种荒谬认识,叔本华把艺术解释为“关于理念的知识”。而这种关于艺术来源的荒谬看法又导出了艺术是人生暂时“解脱”痛苦的结论。前面已经提到叔本华的哲学观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要解脱痛苦就必须否定意志,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消灭一切欲望。其间还可以有一个过渡,即暂时的“解脱”,也就是通过艺术以暂时摆脱生活的羁绊,暂时忘却自己,也就是暂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的王国维接受并阐发了叔本华的这一观点,提出了“古雅说”,并且用以进行《红楼梦》的研究,得出了“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结论。和叔本华一样,王国维从生活、欲望和痛苦三者同一的思想出发,得出了艺术的目的在于逃避痛苦的人生,得到“解脱”。他说“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他认为,《红楼梦》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这番话说明王国维是认为美是超生活之欲的,解除人生痛苦的,是人类铸造出来的“解脱之鼎”。因此它“超出乎利害之范围外,而惝恍于缥缈宁静之城”。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王国维提出了“古雅说”。古是不与现实接触的,雅是与通俗隔离的,因而“古雅”是与当前的、大众的利害无关的。在王国维看来,只要是古的就是美的,因为它不与“今”发生直接关系,与现实不发生接触,是对现实,对“今”的解脱,所以越是古雅的东西,便越是美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古雅说”和叔本华的“理念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美的本质的荒谬解说。但是,王国维的“古雅说”承认有自然美和艺术美这样两种美的形式,他对优美、壮美的看法也比叔本华更合理。

(二)“天才说”。

叔本华与王国维都提出了美学上的“天才说”。王国维曾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过:“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叔本华之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兹援其说,以结此论;其言曰:‘故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故希腊之天才,能发现人类之美之形式,而永为万民雕刻家之模范。……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在叔本华看来,美的知识是先天的,天才不仅能预见美,而且还能预见性格特征,创造出诗的作品来。他甚至断言:“人们都知道,伟大的天才难得和理性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天才的个人往往服从于狂暴的情绪和非理性的激情。”叔本华的“天才说”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在美学上的露骨表现,必然导致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反对艺术的思想性和功利性。显而易见是荒谬的。王国维认为“叔本华之论”“最为透辟”,证明他是叔本华“天才说”的知音。他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一文开门见山地宣称:“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他还认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王国维之所以对天才人物顶礼膜拜,是由于他认为天才人物意志最强,所以痛苦最深,天才愈大,痛苦就愈深:痛苦愈深,作品就愈伟大。这样一来,王国维也就和叔本华一样,堕入了唯意志论的深渊。

(三)悲剧论。

叔本华关于各个特殊艺术部门的理论是贫乏的。他把理念的等级应用于艺术分类,认为建筑、绘画、雕塑、诗、音乐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艺术序列。他比较重视诗和音乐艺术,认为“显示作为意志客观化的最高阶段的理念,在人的企图和行为的联系顺序中去描绘人,这就是诗的重大主题”。由于诗的对象是最高级的理念,而悲剧无论在效果的巨大或造诣的艰难方面,都可认为是诗的顶峰。赵本华不承认有诗的主义,因此“我们在悲剧中看到,那些是高尚的人经过长期的斗争和痛苦,最后终于永远放弃了他们曾经这样热烈追求的目的和一切人生的欢乐,或愉快而诚意地放弃生活本身。”他甚至宣扬宗教的“原罪”概念:“悲剧的真实意义在于更深刻地了解;英雄所偿付的不是自己个人的罪,而是原罪,即存在的罪孽本身……”由此可见,叔本华否认悲剧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矛盾和社会力量的冲突的结果,竭力把悲剧解释为人生的本质,仿佛生活本来就是悲剧性的和罪恶的。这种悲剧论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王国曾经指出,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媾之者”,第二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是“自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当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并且同意叔本华认为第三种理论远远超越前两种的观点。但是,王国维在运用这一悲剧观点分析研究《红楼梦》这部巨著时,却产生了始料不及的效果。王国维认为悲剧是最壮美的,而《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是千古绝作。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这样以厌世解脱作为《红楼梦》的精神的概括,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是,王国维站在比前人更高的角度分析评论《红楼梦》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是“绝大著作”,这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派等的观点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进步,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四)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虽然是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的信徒,但他决不是一个只会拾人牙慧的无识之徒,他学习西方文化,决不只是为了当一个传声筒,而是为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因而他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美学思想上与叙本华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他亦有自己的创见,这是他的美学思想的精华部分。

王国维在近代美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体会,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境界说”。尽管“境界说”还带有叔本华美学思想的些许痕迹,但是它明显地带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涉及到形象思维的问题,发展了中国古代意境的理论。什么是境界?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也。效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显然,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主要是指艺术内容的真实性。他又进一步认为,这种内容的真实性必须与形象的具体性相结合。“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元剧之文章》)这样,王国维就涉及到了美感与文艺创作本身的特殊规律的问题。在他看来,境界是产生艺术美感的根本,“意与境浑”是文艺创作的标准,艺术美感不是脱离艺术形象而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文艺作品必须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艺术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美感效果,应当致力于创造真实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形象。这是王国维对于审美理论的突出贡献。此外,王国维在审美趣味方面提出“不隔”的理论,追求“清水芙蓉”的质朴自然之美。他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王国维对于词等文艺作品分析都注重其美学价值,以“境界说”为标准,也是应予肯定的。


三、结束论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也震惊了中国的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他们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寻求科学的方法。但是由于他们各自的世界观的限制,使他们走上了各式各样的道路。王国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从前面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王国维既是叔本华的信徒,他的美学思想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造诣很高,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学者、美学家,因此,他能够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叔本华的影响,有自己的创见,从而有很大的建树。

从王国维所走过的路,我们不难看出:旧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经历了一条痛苦而曲折的道路。它必须克服传统思想的束缚,又要摆脱西方落后思想的桎梏,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又要保持中国的优良传统。王国维在这方面作出了偿试。陈寅恪概述王国维的三方面学术成就时说过:“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王国维的确从西方思想中汲取了科学方法,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他也汲取了西方的落后思想,因而造成了很大的失误,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起了坏作用。这是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应当引以为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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