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看春秋负平生
2004-03-11, 12:27 AM
旧文新编：《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理论特征和实际影响》上（订正稿）
作者: 秀龙山人
日期: 2003-12-08 12:26
如题
（按：中央近来很重视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们是打了了好多年交道了。我于十年前应有关单位之请，写了一篇专文。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我对此文删繁就简，增加一些材料，特别是我国的材料，主要的用意，是将我国自由派理论家和政界人士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包括东欧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渊源关系交待清楚。文章较长，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理论特征和实际影响
秀龙山人
要目
第一节、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一、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界说
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三、关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四、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异同
第二节、西方东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东欧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1、关于20、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
（1）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巴罗内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论战。
（2）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与罗宾斯、哈耶克的论战。
二、战后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1、异化论
2、改革论
3、所有制理论
4、计划、市场理论
第三节、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外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西方经济的影响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一）华盛顿共识
（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
（三）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
（四）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恶果――“拉美化”现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
（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理论与模式
1、新伯恩斯坦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
3、科尔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
4、休克疗法和哈佛纲领。
（二）前苏联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的恶果
第四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观论点举要
（一）篡改社会主义的概念，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特征
（二）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三）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四）非国有化理论
（五）非国有化方案，
（六）宣扬按劳分配空想论，鼓吹劳动力价值分配论、按资分配论和按贡献分配论
（七）宣扬劳动力商品论，否认工人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反对企业管理民主化
（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姓社姓资问题的淡出。
（九）、关于国有企业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
二、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观点。
（一）几位理论家的观点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同志
2、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
3、樊纲同志认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是发展新体制
4、吴敬琏同志代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5、厉以宁同志提出新公有制概念,称改革亟待理论突破
（二）政界人士李融荣同志的观点
（三）全国各地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风起云涌
简单的结论
DD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只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什么叫做西方新自由主义？所谓西方新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亦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是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相对而言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涵盖的领域甚广，对我们的讨论而言，主要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以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必要是提及政治领域。在西方经济学理领域，上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退居非主流派地位，占主流派地位的是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抬头及其蔓延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事。这股思潮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在50年代发展起来的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变种的东欧经济学的右翼，近年来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影响很大，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基本理论来源。因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变种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发展源流、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在我国，早在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前辈陈岱孙教授就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斗争，贯穿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了解这两大经济流派的此消彼长的历史，是把握西方经济学整个发展过程，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历来存在各种流派的斗争。这种流派之争分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正统学派同小资产阶级异端学派之间的斗争，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正统派营垒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同自由主义学派的斗争。资产阶级正统学派营垒中两大流派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主流派宝座。主流派是当政派，其理论左右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非主流派是在野派，其理论对政府经济政策影响不大。
资产阶级正统学派营垒中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是可以互易其位置的，但这种转换是由时代的性质所决定的。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只出现过两次转换，从而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划分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商业垄断资本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而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尚在襁褓之中。当时，西方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第二个时代是产业资本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由亚当・斯密开其端而由马歇尔总其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则退居非主流派地位，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是第一次转换。第三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垄断财团居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即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派地位。从30年代起，特别是战后时期，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这是第二次转换。
60年代末期，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自由主义学派对陷入困境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形成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这股思潮在理论政策主张上与旧自由主义学派一脉相承，大同小异，通常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区别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自由主义学派。
一、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界说
陈岱孙教授指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指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品市场机制，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只管市场自发机制所无能为力的极少量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则相反，是一种主张缩小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具有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思潮以表面上对立的形式，成为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统治经济思想。这两个思潮的对立是表面的，其阶级性的同一是本质的。它们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同的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自由放任。
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在完全竞争神话基础之上，其经济理论信条有四：
第一根理论支柱是公私利益协调论，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斯密认为，人性既有利已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利已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但为了利已，人们不得不利他，于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协调。
第二根理论支柱是市场自动调节论，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会自行调节，无需政府的干预，即可自动地达到理想的经济均衡。这一信条实际上就是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所谓萨伊定律。萨伊定律的依据有二，一是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商品都有销路。二是认为投资和储蓄恒相等。
第三根理论支柱是生产的合理性，认为完全竞争市场能实现生产因素的最适度分配和天然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从而达到社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根理论支柱是分配的公平性，其理论依据是萨伊的三要素价值论和分配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将工资、地租、利润说成为劳动、土地、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合理报酬，而不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分解。
三、关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从60年代末期起，西方经济由战后初期的繁荣阶段步入停滞膨胀阶段，后来，停滞膨胀阶段变为以低速增长为基调、夹以停滞和危机的历史阶段。当时，凯恩斯主义因无法对停滞膨胀现象做出理论解释而陷入困境。
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的几十年间，虽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西方国家居于主流派地位，但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消灭；其代表人物，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依然在著书立说，鼓吹自由放任学说。这类新自由主义学派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学派，而且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走向奴役之路”。不过，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影响不大。其原因，一是在战前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和二次大战时期，西方国家需要进行经济干预。战后时期，为了防止经济衰退，避免大规模失业，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延续和发展战前和战时的国家干预。
战后时期，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4－5％。其原因，除了战后西方经济重建和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石油原材料的供给以外，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普遍推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增长出现颓势。70年代初，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线，西方经济增长速度陡降，进入以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为特征的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理论上陷入困境。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二，一是认为西方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其通例是不能实现宏观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借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二是根据所谓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关系，失业上升则通货膨胀下降，反之亦然。凯恩斯主义依据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用扩张性宏观财政、金融政策以治理经济萧条，防止失业上升；用紧缩性宏观财政金融政策以治理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在70年代的滞胀症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与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相抵触，而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是以反危机政策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局势下，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乘机抬头，迅速形成为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其主要流派，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外，还有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弗莱堡学派，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四、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异同
新自由主义经济各个流派在理论上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即亚当・斯密宣扬的市场机制和价值法则的自发作用能导致个人经济福利和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看不见的手”论；李嘉图鼓吹的自由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萨伊提出的所谓商品生产能自动创造需求从而否认产品实现因难、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萨伊法则”；马歇尔提出的所谓建立在自动稳定器(弹性价格、弹性工资和弹性利息率)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宏观资源的最优配置，无需国家进行干预的市场自动均衡论。总之是强调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主张经济政策的自由化。这是各流派在理论上的大同。
与此同时，各个流派又各有自己的特色。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视控制货币增长率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不二法门，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干预，其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供给学派主张用减税和废止各种法律章程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强调供给即生产的作用，其理论基础是萨伊法则。理性预期学派强调预期之类的心理因素在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企业、消费者等市场经济主体消息灵通，能预测到政府将采取的任何经济政策措施，因而政府一切干预措施均归于无效，其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由此可见，西方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
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是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其《通向农奴制的道路》（1944年）一书抨击一切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鼓吹“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准则，反对一切权威和权势。鼓吹经济学家应当成为捍卫个人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认为私有制的社会虽然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若废除私有制,社会将变为“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而他认为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比“只有得势者致富的世界”要好得多；对计划经济持极端否定态度，认为经济计划化所固有的经济集权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极权，从而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社会的奴役化。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特点是对德国战后经济政策影响很大，它提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经济人道主义’相标榜，一方面主张私有财产权，崇尚自由竞争，一方面主张由国家维持币制的稳定，发展交通、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实行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规划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
总之，新经济自由主义各派别都以旧自由放任学说为其理论渊源，或明或暗地以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为批判对象，以恢复自由竞争市场体制为已任。
西方东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东欧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所谓东欧经济学派是斯大林逝世以后，于50年代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派。
东欧经济学与20至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所展开的大论战在理论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当时的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其名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回答了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挑战，在这场经济学说史有名的大论战中战而胜之，创立了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可视为东欧经济学的滥觞。
（一）关于20、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
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有两大传统。
一是保守传统：卡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传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等人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反对垄断，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央经济计划，认为垄断和公有制，国家干预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都违反市场法则，破坏自由竞争机制，从而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和以公有制和中央计划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都应当回到自由资本主义去。在20、30年代，这是西方经济学界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
二是开明传统：帕累托－巴罗内－泰勒传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科学结论。在3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利平科特在其主编的《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的导言中写道：“第一个表明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能够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的是正统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贯彻帕累托的思想，论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是洛桑学派正统经济学家巴罗内。正统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是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实践上行得通的第一个人。而正统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则指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可以同样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1、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巴罗内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论战。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一文中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的可能性，理由是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而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资料价格，从而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泰勒针对米塞斯的观点，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的会长演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存在商品市场，又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商品价格由国家运用试错法制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完全可以运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进行精确的经济核算，确定商品的生产成本。所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者是众多的私人，起调节作用的自发的市场机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者调节者是国家。泰勒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条件是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其生产者成本相等，巴罗内提出的会计价格法和试错法，特别是试错法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央当局的确定商品价格从而进行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经济根本不存在卡塞尔和米塞斯所说的经济核算和资源配置的困难，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2、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与罗宾斯、哈耶克的论战。3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宾斯和哈耶克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发表《大萧条》和《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二书，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起新一轮攻击。这一轮攻击的特点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不否定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集中力量否定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哈耶克说：“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并不在它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这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问题能够借助于一系列数学计算加以解决……但在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它需要根据以百万计的统计数据建立以百万计的方程式，而以百万计的统计数据又是建立在以百万计的个人核算的基础上的。当这些方程式被解出时，它们所依据的数据已经陈旧，因而需要重新计算这些方程式。那种认为依据帕累托方程式能够解决计划问题的说法不过是表明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并没有把握这类方程式的含义罢了。”
奥斯卡・兰格对罗宾斯和哈耶克的批驳可概括为3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商品的价格关系所反映的不过是商品生产的比例关系，亦即各生产部门、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关这类比例关系的资料，并不难取得。
第二、兰格运用巴罗内和泰勒创立的试错法，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自觉地实现国民经济的最优均衡，亦即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具有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是收入分配平等，二是价格体系不仅包括生产单位的内部成本，而且有可能包括由于外在不经济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比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创新能力强，经济效率高。
兰格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在20、3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承认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的帕累托－巴罗内－泰勒传统占了上风，而兰格则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但是在战后年代，在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风向发生了变化，在东欧经济学中，卡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传统逐渐占了上风。
（二）战后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我国经济学界对东欧经济学理论的接触和介绍是70年代末叶以后的事，东欧经济学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学者承认，我国“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构想和方案也是直接以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的若干思想为理论源泉的”。
东欧经济学的主流派并不是以兰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沆瀣一气的打着改革旗号的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即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变种。我国不少学者不察此理，认为东欧经济学很少保守观念，很少教条，很少学院气，是一个富有生气、充满自由气息的新经济学体系。这显然是一个绝大的误解。
在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处于襁褓之中，完全是一个新生的制度。东欧经济学派急急忙忙要进行改革，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要将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
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是：
1、异化论
某些东欧学者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矛盾的正确思想推向极端，提出异化论等荒唐论调。南斯拉夫的权威官方学者卡德尔是异化论的始作俑者。他在《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一书中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疏远或对抗的情况。劳动者至多只能在名义上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际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霍尔瓦特认为，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制、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实行国家管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消除劳动的雇佣性质。
2、改革论
5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改革，这类改革都受到东欧经济学的影响。论证和鼓吹对社会主义经济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是东欧经济学的核心。
（1）改革的必要性。东欧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病在于财产管理的垄断、决策的集中化、经济运行的反市场倾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而效率低下，经济运行缺乏动力，必须彻底改革。
（2）改革的目标模式。一是用自由市场体制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取消国家计划，代之以“社会计划”，使市场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二是实行非国有化，取消国有企业。总而言之，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3）改革的步骤。有“目的论”和“发生论”之争。前者强调改革过程的协调一致和相互配套，主张“一揽子式”改革。美国学者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我国吴敬琏同志的“长痛不如短痛”的“配套改革”，均源于此。后者认为改革带有“试验”的性质，主张“渐进式”改革。
3、所有制理论
在东欧经济学中，所有制理论占重要地位。其内容涉及两个基本方面：非公有制论和公有制实现形式论。
（1）非公有制论
有的东欧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不但不能取消私有制，而且必须使私有制有一个合理而充分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在这方面，东欧经济学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农业中是不是应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又怎样确保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私有经济的补充地位。
（2）公有制实现形式论。
东欧自由派经济学家反对国家所有制加集体所有制，特别是反对将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视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反对集体所有制“升级过渡”到国家所有制。认为这二者不是公有制尤其不是全民所有制的适当的实现形式。什么是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适当的实现形式？东欧学者认为是南斯拉夫提出的社会所有制。由于否定国家所有制，这种社会所有制被讥之为无人占有制。实际上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企业集团所有制。因此，所谓公有制实现形式论的本质是非国有化。
什么是实现非国有化的途径？途径有二，一是所有权非国有化变国有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是为南斯拉夫道路。二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国家仍握有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将资产经营权从国家手中转移到企业手中，是为匈牙利道路。
4、计划、市场理论
计划与市场问题是本世纪争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东欧经济学家论述得最多的题目。
（1）混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自发调节
东欧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经济是单一计划经济，非商品生产经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包含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斯大林没有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斯大林虽然承认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需要发展商品生产，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将“市场”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在这里，东欧经济学家将商品生产与市场调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他们所谓的市场，实际上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斯大林主张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但同时反对自发的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这恰好是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一再申明，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是以斯大林为依据的，而斯大林是以列宁为依据的。
（2）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从50年代起，东欧经济学就广泛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内容涉及将市场机制导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性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中央计划的范围、市场调节的范围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并且提出种种理论和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和锡克模式。
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和锡克模式都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兰格模式与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有根本的区别。第一，兰格维护国有经济，其他两个模式主张取消国有经济。第二，兰格强调计划的作用，而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令性计划；锡克强调市场的作用，布鲁斯则介于二者之间。布鲁斯与锡克都主张取消国有经济，但在计划市场问题上的主张不尽相同。布鲁斯将其目标模式称为“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锡克将其目标模式称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前者落脚在“计划经济”上，后者落脚在“市场经济”上，区别是很明显的。锡克模式中的计划有四个要点，一是以宏观分配计划为主体，二是排除投资计划，三是排除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四是强调地方计划。所谓宏观分配计划的核心是确定国民收入的消费、投资的比例。关键是所有制问题，是国有经济的存废问题。因此，兰格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模式与锡克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外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西方经济的影响
西方经济在70年代的滞胀困境和与之相联系的凯恩斯的理论困境，给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兴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而新自由主义志在必得的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地位。在西方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试验地是英国和美国。70年代末撒切尔政府上台后，主要推行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是向工党政府的企业国有化、国民经济计划和福利国家政策宣战，同时反对前任保守党政府的反危机政策。1980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宣称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实际上与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大同小异。
新自由主义在美、英两国实施的结果，非但没有带来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80年代初所预言的西方经济的复兴，反而使西方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低于70年代滞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里根政府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勉强维持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的低速经济增长，但使美国经济出现高预算赤字、高国际贸易逆差、低储蓄率、高债务的严重局面，从而为90年代乃至更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低储蓄率和高财政赤字两大顽症造成美国的高利率，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延长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到了1984年，里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不仅加强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且同其他工业国家一道对国际经济生活进行联合干预，从而在实际上回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轨道。
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实验也遭到惨重的失败。在80年代初期，撒切尔政府采取休克疗法式的强硬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导致17万家企业破产，10％的生产设备被毁坏，300万人失业，因而在80年代中期被迫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又造成消费热和投资热，通货膨胀和外贸赤字急剧上升。80年代后期转而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付经济过热，结果导致更为严重的衰退，1／3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反对国家干预，公开打出“回到亚当・斯密去”的旗帜，鼓吹“看不见的手”论，不符合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西方国家四处碰壁，受到冷落。但正因为其主张私有化加自由放任，被西方国家派上了新用场，即用来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一）华盛顿共识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80年代从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与美国政府一起制定的政策主张。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任何发生危机的国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必要条件。但是，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缺陷。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对处于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第二，强制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开放资本账户。
第三，强制发展中国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
第四，是以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较窄的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公平的发展"（equitable development）和“民主的发展”（democratic development）。
（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实际上，这就是在某些西方大国及其控制下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动下，西方新自由主义者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提出所谓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其要点有三，一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自由化，三是经济发展外向化，即纳入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型模式又称结构改革论。其矛头所向，是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所谋求的经济独立的路线和政策，是第三世界国家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如巴兰、普雷比什、布兰克、阿明、伊曼纽尔等人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这批进步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可归纳为四点：
第一，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世界经济体系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或体系，它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外围国家，亦称为边缘国家。前者居于统治地位，后者是前者的附庸，处于依附地位。
第二，西方中心国家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通过种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或进行不平等商品交换，或强制发展中国家畸形发展向中心国家出口的农矿等初级产品部门；或通过跨国公司投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市场，从而将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转移到西方中心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西方中心国家的富裕发达，即造成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因此，西方中心国家的经济发达是建立在广大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西方中心国家对广大外围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在外围国家造成一个由少数与西方中心国家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地主、商人、官僚组成的买办阶级，这一买办阶级与广大民众相对立，造成外围国家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平等。
第四，为了摆脱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地位，实现经济独立，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的对策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具体措施是对外商控制的企业实行国有化，扶持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发展内向型经济，与弱肉强食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保持距离。但在现行国际秩序下，西方中心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与外围国家的买办集团相互勾结，势力强大，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推行阻力甚大，经济独立的目标殊难实现。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彻底改变现行世界经济秩序，才能振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
上述进步学者以联合国拉美会员会主席普雷比什为旗帜，称为发展主义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主义学派所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学派所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很难实施成功。这一战略于50、60、70年代在拉丁美洲诸国推行，虽曾取得一定的成绩，使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大国获得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称号，但在7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普遍发生债务危机，发展主义战略以失败告终。
（四）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恶果――“拉美化”现象。拉美发展主义发展模式在70年代后期的受挫，成为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即所谓结构改革的口实。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第三世界，到处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到处鼓吹破除以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外资进入为目标的法令规章制度，放开价格，放开汇率，鼓吹发展外向型经济，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吸收外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急剧减慢，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经济全面恶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1、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60年代为5．6％。70年代为6．1％，80年代为3．4％。人均经济年增长率，在1965-1973年问为3．9％，1973-1980年问为2．5％，80年代为0．9％。
2、通货膨胀率，60年代为9．0％，70年代为19％，80年代为42．7％。
3、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1950年为17％，1989年为20％，增加了3个百分点；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40％降到1990年的25％，减少15个百分点；而其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67％增至84．2％，即增长17．2个百分点。
4、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余额在1990年达到将近1万亿美元。
拉丁美洲情况尤为严重，实际经济增长率从70年代的5．8％降至80年代的1．5％，通货膨胀率自1983年起上升到了三位数。
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为执行新自由主义调整政策的样板国的石油大国委内瑞拉，1992年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的人沦为赤贫，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政治矛盾激化，1992年发生两次未遂流血军事政变。
墨西哥《视界》杂志1993年3月3l目一篇题为《复杂的经验》的文章分析拉美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后果时说：“经济更加集中于与跨国公司有联系的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周围，这些企业成为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私有化已变成了单纯的拍卖”，“广义上的私有化作为一种思想力量出现于拉美舞台上，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墨西哥《至上报》1993年3月23日载文说：“1990年1．9亿人也就是拉美46％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数字比80年代初增长了5％，22％的拉美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最近，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立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的阿根廷经济的破产，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
在发展中国家，在拉美国家，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至今依然十分困难，南北经济差距空前扩大。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
（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理论与模式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西方新自由主义直接演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苏联东欧围绕着改革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式，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彼此进行激烈的交锋。在1989年剧变以后的东欧国家，在1991年8月事件以后的苏联，当局将取缔共产党、建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经济一体化作为基本国策。
这一变革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变革的理论背景。
1、新伯恩斯坦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例如，1991年7月29日《莫斯科真理报》载文说：“苏联正在成为世界反共产主义的危险中心。这场流行病的规模已大到威胁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上任何一国社会主义选择的地步。除苏共以外，当前几乎一切政党、社团都反对苏联向社会主义发展。”“有人越来越积极地向社会灌输一种思想：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错误。”
苏联《新时代》杂志1990年45期刊登的题为《第二次革命》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发的，马克思寄希望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符合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因而不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希望革命，认为世界革命对全世界有益。结果，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成为具有传统的东方结构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传统东方结构的模式。东方结构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发展潜力，中国的改革也不是这一社会主义模式的出路。在文章作者看来，东方是落后的僵化的社会，即使在欧洲资本主义影响下发生变化，也不会进步得太快。中国革命的胜利纯属偶然，它残酷地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因而注定没有出路。东欧现存的结构是强加的，格格不入的。苏联的悲剧在于接近东方结构，而不是欧洲资本主义结构。苏联改革的唯一出路在于完成从东方结构向欧洲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向古典的东方结构的反动的社会倒退，而反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向人类进步方向的重新转变。作者写道：
“马克思逝世后，西欧同志当中的多数人从二十世纪初期起便追随恩格斯最亲密的学生伯思斯坦，认识到马克思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尽快灭亡是错误的，并认为最好在现有的社会状况范围内慢慢使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公正方向改良。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他们的欧洲同志对迅速发展了的已致富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欧洲的看法不同，认为能越过历史阶段，欺骗历史，为了一个看来是错误的目标不惜使数千万无辜者流血”。
2、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模式。1991年7月发表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阐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效益好的混合经济，经济效益同社会公正原则，实行政治和思想多元化。”当时，苏共党内就有人提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可采用的提法，其基本内涵界定为瑞典、挪威、瑞士、丹麦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3、科尔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在80年代，在东欧经济学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最起劲的鼓吹者当推旅居美国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以《短缺经济学》一书驰名东西方经济学界。科尔奈在这本书中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说得一无是处，但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案。科尔奈另一本书《走向自由经济之路－置换社会主义制度》将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和盘托出，要旨是：
第一、反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主张和平演变，即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此书的副标题《置换社会主义制度》就反映出科尔奈的根本立场。
第二、鼓吹政治“民主化”，认为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之前提，欲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得改变社会主义政权。
第三、鼓吹私有化。科尔奈反对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辅之以市场因素。科尔奈反对公有制，力主产权改革，在国防工业以外的一切领域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国营企业私有化的途径是按市场价格出售。
第四、主张保护非劳动收入，反对累进税率。
第五、鼓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992年)这本世界银行发展研究所资助写成的书的序言中，科尔奈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改革，其唯一的出路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由此可见，80年代在中国大行其道，被中国经济学界某些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科尔奈经济学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翻版。科尔奈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模式的要点有三，一是主张私有化，变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为私有企业，二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行使其主要职能一一管理国民经济。一言以蔽之，主张用私有制加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取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三是主张政治变革，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4、休克疗法和哈佛纲领。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实施或拟订的改革方案，其基本口号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核心，一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取消国家对价格、进出口和汇率的管理，实现价格放开、进出口自由和货币按市场汇率自由兑换。三是“争取与西方经济融合”，实现同西方经济特别是同欧共体经济一体化，极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将西方经济援助视为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除了个别国家以外，前苏联、东欧国家普遍要求西方国家减免债务，或重新安排外债偿还期限。.
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直接参预前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制订，其中最典型的，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向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建议的休克疗法纲领，又称萨克斯计划，二是苏联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教授们共同制订的“哈佛纲领”。
“休克疗法”的特点是一步到位，“猛的大胆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这使人联想起俄罗斯联邦的“500天实现私有化”的沙特林计划。
哈佛纲领又名“大交易纲领”，其特点是将苏联的经济改革同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苏联承诺向地方特别是向加盟共和国下放权力，以及放开物价、广泛的私有化、对外开放。作为交换，西方七国集团须向苏联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缓解苏联对外债务困难，并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及苏联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前苏联东欧国家上述以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基本口号的“改革”纲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提出的先决条件为基本依据的。美国前国务卿贝克1991年6月在北约国家财长会议上提出的西方援助苏联的五项条件即为明证。这五项条件是：
第一，建立市场经济；
第二，举行自由选举和实行法治；
第三，给予波罗的海沿岸三加盟共和国以自治权。
第四，停止支持“对内镇压对外颠覆的政权”；
第五，削减国防开支，军用企业向民用转变。
叶利钦政府上台后，变本加厉地加紧实施哈佛纲领，主要措施是：
第一、取缔共产党；
第二、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缔计划经济；
第三、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纲领，办法是大企业股份化，中小企业出售；
第四、推行集体农庄私有化计划；
第五、大力发展私有经济。
因此。前苏联东欧改革方案既包含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又包含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取向型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且是制度性的根本改革。但主要内容是经济改革，即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型改革模式
（二）前苏联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的恶果
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路线，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通货恶性膨胀、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人民蒙受苦难的严重后果。
在剧变后的1990－1992年的三年问，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9．O％和－18．5％。东欧诸国分别为－7．4％、－13．5％和－7．5％。，前苏联剧变后，在1990－1992年间，通货膨胀率分别达5．4％、94．7％和1201．3％。东欧国家剧变后，在1989－1992年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35．5％、158．8％、119．4％和l96．8％。
我国学者喻权域同志在一篇题为《红旗落地的后果》的俄罗斯考察记中写道，苏联剧变六年，没有兴建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也没有任何大项目开工。著名的科学院、大学等单位内部破败不堪，可是沙俄时代的皇宫，以及东正教教堂却在大兴土木。贿赂公行，“吏治”比沙俄时代还腐败。黑社会势力猖獗。经济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91－1996年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46％，工业生产产值减少54％，消费品生产减少58％。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有进步，市场被外国商品占领。市场上食品的50％是进口的，家用电器80％是进口的，轻工业实际上停止了生产。从社会主义道路“转轨”到资本主义道路，俄罗斯经济遭到的损失，比当年德国法西斯三百万军队侵略所带来的损失还大。剧变六年来，俄罗斯的物价上涨1万多倍，工资只增长三千多倍。由于保留了“苏联时期”的一些福利(低房租、公费医疗、基本食物低价)，又由于许多人搞第二职业，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约下降40％左右。若以1991年为基数，现在是经济下降一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30-40％，人均预期寿命减少六、七岁，男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从67岁降到59岁。
东欧国家1989年剧变，苏联1991年8月事件以后的演变，基本上满足了西方政府的提出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支配下，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被搞得支离破碎，社会经济管理一团混乱，西方国家所要求的目标已经达到，但前苏联东欧国家翘首以盼而西方国家曾信誓旦旦地许诺提供的经济援助并未滚滚而来，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以至波兰瓦文萨总统觉得“受骗上当”，对西方“缺乏谅解和行动缓慢感到失望”。
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提供许诺的经济援助，一是西方国家本来就缺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搞新马歇尔计划的诚意，二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对外资需求数额惊人。人口仅1700万的东德被西德统一后，西德每年提供的资金就在1000亿马克以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所需资金数额庞大，西方国家根本无力提供。因此，前苏联东欧国家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上面，显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作者: 秀龙山人
日期: 2003-12-08 12:26
如题
（按：中央近来很重视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们是打了了好多年交道了。我于十年前应有关单位之请，写了一篇专文。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我对此文删繁就简，增加一些材料，特别是我国的材料，主要的用意，是将我国自由派理论家和政界人士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包括东欧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渊源关系交待清楚。文章较长，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理论特征和实际影响
秀龙山人
要目
第一节、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一、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界说
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三、关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四、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异同
第二节、西方东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东欧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1、关于20、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
（1）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巴罗内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论战。
（2）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与罗宾斯、哈耶克的论战。
二、战后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1、异化论
2、改革论
3、所有制理论
4、计划、市场理论
第三节、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外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西方经济的影响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一）华盛顿共识
（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
（三）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
（四）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恶果――“拉美化”现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
（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理论与模式
1、新伯恩斯坦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
3、科尔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
4、休克疗法和哈佛纲领。
（二）前苏联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的恶果
第四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观论点举要
（一）篡改社会主义的概念，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特征
（二）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三）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四）非国有化理论
（五）非国有化方案，
（六）宣扬按劳分配空想论，鼓吹劳动力价值分配论、按资分配论和按贡献分配论
（七）宣扬劳动力商品论，否认工人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反对企业管理民主化
（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姓社姓资问题的淡出。
（九）、关于国有企业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
二、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观点。
（一）几位理论家的观点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同志
2、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
3、樊纲同志认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是发展新体制
4、吴敬琏同志代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5、厉以宁同志提出新公有制概念,称改革亟待理论突破
（二）政界人士李融荣同志的观点
（三）全国各地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风起云涌
简单的结论
DD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只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什么叫做西方新自由主义？所谓西方新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亦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是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相对而言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涵盖的领域甚广，对我们的讨论而言，主要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以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必要是提及政治领域。在西方经济学理领域，上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退居非主流派地位，占主流派地位的是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抬头及其蔓延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事。这股思潮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在50年代发展起来的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变种的东欧经济学的右翼，近年来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影响很大，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基本理论来源。因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变种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发展源流、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在我国，早在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前辈陈岱孙教授就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斗争，贯穿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了解这两大经济流派的此消彼长的历史，是把握西方经济学整个发展过程，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历来存在各种流派的斗争。这种流派之争分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正统学派同小资产阶级异端学派之间的斗争，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正统派营垒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同自由主义学派的斗争。资产阶级正统学派营垒中两大流派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主流派宝座。主流派是当政派，其理论左右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非主流派是在野派，其理论对政府经济政策影响不大。
资产阶级正统学派营垒中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是可以互易其位置的，但这种转换是由时代的性质所决定的。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只出现过两次转换，从而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划分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商业垄断资本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而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尚在襁褓之中。当时，西方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第二个时代是产业资本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由亚当・斯密开其端而由马歇尔总其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则退居非主流派地位，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是第一次转换。第三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垄断财团居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即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派地位。从30年代起，特别是战后时期，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这是第二次转换。
60年代末期，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自由主义学派对陷入困境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形成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这股思潮在理论政策主张上与旧自由主义学派一脉相承，大同小异，通常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区别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自由主义学派。
一、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界说
陈岱孙教授指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指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品市场机制，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只管市场自发机制所无能为力的极少量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则相反，是一种主张缩小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具有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思潮以表面上对立的形式，成为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统治经济思想。这两个思潮的对立是表面的，其阶级性的同一是本质的。它们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同的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自由放任。
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在完全竞争神话基础之上，其经济理论信条有四：
第一根理论支柱是公私利益协调论，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斯密认为，人性既有利已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利已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但为了利已，人们不得不利他，于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协调。
第二根理论支柱是市场自动调节论，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会自行调节，无需政府的干预，即可自动地达到理想的经济均衡。这一信条实际上就是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所谓萨伊定律。萨伊定律的依据有二，一是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商品都有销路。二是认为投资和储蓄恒相等。
第三根理论支柱是生产的合理性，认为完全竞争市场能实现生产因素的最适度分配和天然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从而达到社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根理论支柱是分配的公平性，其理论依据是萨伊的三要素价值论和分配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将工资、地租、利润说成为劳动、土地、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合理报酬，而不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分解。
三、关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从60年代末期起，西方经济由战后初期的繁荣阶段步入停滞膨胀阶段，后来，停滞膨胀阶段变为以低速增长为基调、夹以停滞和危机的历史阶段。当时，凯恩斯主义因无法对停滞膨胀现象做出理论解释而陷入困境。
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的几十年间，虽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西方国家居于主流派地位，但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消灭；其代表人物，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依然在著书立说，鼓吹自由放任学说。这类新自由主义学派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学派，而且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走向奴役之路”。不过，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影响不大。其原因，一是在战前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和二次大战时期，西方国家需要进行经济干预。战后时期，为了防止经济衰退，避免大规模失业，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延续和发展战前和战时的国家干预。
战后时期，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4－5％。其原因，除了战后西方经济重建和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石油原材料的供给以外，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普遍推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增长出现颓势。70年代初，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线，西方经济增长速度陡降，进入以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为特征的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理论上陷入困境。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二，一是认为西方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其通例是不能实现宏观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借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二是根据所谓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关系，失业上升则通货膨胀下降，反之亦然。凯恩斯主义依据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用扩张性宏观财政、金融政策以治理经济萧条，防止失业上升；用紧缩性宏观财政金融政策以治理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在70年代的滞胀症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与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相抵触，而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是以反危机政策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局势下，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乘机抬头，迅速形成为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其主要流派，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外，还有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弗莱堡学派，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四、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异同
新自由主义经济各个流派在理论上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即亚当・斯密宣扬的市场机制和价值法则的自发作用能导致个人经济福利和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看不见的手”论；李嘉图鼓吹的自由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萨伊提出的所谓商品生产能自动创造需求从而否认产品实现因难、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萨伊法则”；马歇尔提出的所谓建立在自动稳定器(弹性价格、弹性工资和弹性利息率)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宏观资源的最优配置，无需国家进行干预的市场自动均衡论。总之是强调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主张经济政策的自由化。这是各流派在理论上的大同。
与此同时，各个流派又各有自己的特色。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视控制货币增长率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不二法门，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干预，其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供给学派主张用减税和废止各种法律章程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强调供给即生产的作用，其理论基础是萨伊法则。理性预期学派强调预期之类的心理因素在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企业、消费者等市场经济主体消息灵通，能预测到政府将采取的任何经济政策措施，因而政府一切干预措施均归于无效，其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由此可见，西方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
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是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其《通向农奴制的道路》（1944年）一书抨击一切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鼓吹“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准则，反对一切权威和权势。鼓吹经济学家应当成为捍卫个人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认为私有制的社会虽然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若废除私有制,社会将变为“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而他认为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比“只有得势者致富的世界”要好得多；对计划经济持极端否定态度，认为经济计划化所固有的经济集权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极权，从而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社会的奴役化。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特点是对德国战后经济政策影响很大，它提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经济人道主义’相标榜，一方面主张私有财产权，崇尚自由竞争，一方面主张由国家维持币制的稳定，发展交通、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实行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规划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
总之，新经济自由主义各派别都以旧自由放任学说为其理论渊源，或明或暗地以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为批判对象，以恢复自由竞争市场体制为已任。
西方东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东欧经济学的发展源流
所谓东欧经济学派是斯大林逝世以后，于50年代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派。
东欧经济学与20至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所展开的大论战在理论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当时的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其名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回答了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挑战，在这场经济学说史有名的大论战中战而胜之，创立了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可视为东欧经济学的滥觞。
（一）关于20、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
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有两大传统。
一是保守传统：卡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传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等人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反对垄断，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央经济计划，认为垄断和公有制，国家干预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都违反市场法则，破坏自由竞争机制，从而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和以公有制和中央计划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都应当回到自由资本主义去。在20、30年代，这是西方经济学界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
二是开明传统：帕累托－巴罗内－泰勒传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科学结论。在3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利平科特在其主编的《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的导言中写道：“第一个表明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能够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的是正统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贯彻帕累托的思想，论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是洛桑学派正统经济学家巴罗内。正统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是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实践上行得通的第一个人。而正统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则指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可以同样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1、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巴罗内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论战。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一文中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的可能性，理由是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而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资料价格，从而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泰勒针对米塞斯的观点，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的会长演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存在商品市场，又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商品价格由国家运用试错法制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完全可以运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进行精确的经济核算，确定商品的生产成本。所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者是众多的私人，起调节作用的自发的市场机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者调节者是国家。泰勒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条件是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其生产者成本相等，巴罗内提出的会计价格法和试错法，特别是试错法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央当局的确定商品价格从而进行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经济根本不存在卡塞尔和米塞斯所说的经济核算和资源配置的困难，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2、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与罗宾斯、哈耶克的论战。3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宾斯和哈耶克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发表《大萧条》和《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二书，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起新一轮攻击。这一轮攻击的特点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不否定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集中力量否定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哈耶克说：“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并不在它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这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问题能够借助于一系列数学计算加以解决……但在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它需要根据以百万计的统计数据建立以百万计的方程式，而以百万计的统计数据又是建立在以百万计的个人核算的基础上的。当这些方程式被解出时，它们所依据的数据已经陈旧，因而需要重新计算这些方程式。那种认为依据帕累托方程式能够解决计划问题的说法不过是表明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并没有把握这类方程式的含义罢了。”
奥斯卡・兰格对罗宾斯和哈耶克的批驳可概括为3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商品的价格关系所反映的不过是商品生产的比例关系，亦即各生产部门、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关这类比例关系的资料，并不难取得。
第二、兰格运用巴罗内和泰勒创立的试错法，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自觉地实现国民经济的最优均衡，亦即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具有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是收入分配平等，二是价格体系不仅包括生产单位的内部成本，而且有可能包括由于外在不经济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比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创新能力强，经济效率高。
兰格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在20、3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承认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的帕累托－巴罗内－泰勒传统占了上风，而兰格则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但是在战后年代，在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风向发生了变化，在东欧经济学中，卡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传统逐渐占了上风。
（二）战后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我国经济学界对东欧经济学理论的接触和介绍是70年代末叶以后的事，东欧经济学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学者承认，我国“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构想和方案也是直接以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的若干思想为理论源泉的”。
东欧经济学的主流派并不是以兰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沆瀣一气的打着改革旗号的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即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变种。我国不少学者不察此理，认为东欧经济学很少保守观念，很少教条，很少学院气，是一个富有生气、充满自由气息的新经济学体系。这显然是一个绝大的误解。
在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处于襁褓之中，完全是一个新生的制度。东欧经济学派急急忙忙要进行改革，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要将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
东欧自由派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是：
1、异化论
某些东欧学者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矛盾的正确思想推向极端，提出异化论等荒唐论调。南斯拉夫的权威官方学者卡德尔是异化论的始作俑者。他在《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一书中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疏远或对抗的情况。劳动者至多只能在名义上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际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霍尔瓦特认为，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制、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实行国家管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消除劳动的雇佣性质。
2、改革论
5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改革，这类改革都受到东欧经济学的影响。论证和鼓吹对社会主义经济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是东欧经济学的核心。
（1）改革的必要性。东欧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病在于财产管理的垄断、决策的集中化、经济运行的反市场倾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而效率低下，经济运行缺乏动力，必须彻底改革。
（2）改革的目标模式。一是用自由市场体制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取消国家计划，代之以“社会计划”，使市场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二是实行非国有化，取消国有企业。总而言之，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3）改革的步骤。有“目的论”和“发生论”之争。前者强调改革过程的协调一致和相互配套，主张“一揽子式”改革。美国学者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我国吴敬琏同志的“长痛不如短痛”的“配套改革”，均源于此。后者认为改革带有“试验”的性质，主张“渐进式”改革。
3、所有制理论
在东欧经济学中，所有制理论占重要地位。其内容涉及两个基本方面：非公有制论和公有制实现形式论。
（1）非公有制论
有的东欧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不但不能取消私有制，而且必须使私有制有一个合理而充分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在这方面，东欧经济学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农业中是不是应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又怎样确保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私有经济的补充地位。
（2）公有制实现形式论。
东欧自由派经济学家反对国家所有制加集体所有制，特别是反对将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视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反对集体所有制“升级过渡”到国家所有制。认为这二者不是公有制尤其不是全民所有制的适当的实现形式。什么是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适当的实现形式？东欧学者认为是南斯拉夫提出的社会所有制。由于否定国家所有制，这种社会所有制被讥之为无人占有制。实际上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企业集团所有制。因此，所谓公有制实现形式论的本质是非国有化。
什么是实现非国有化的途径？途径有二，一是所有权非国有化变国有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是为南斯拉夫道路。二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国家仍握有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将资产经营权从国家手中转移到企业手中，是为匈牙利道路。
4、计划、市场理论
计划与市场问题是本世纪争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东欧经济学家论述得最多的题目。
（1）混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自发调节
东欧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经济是单一计划经济，非商品生产经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包含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斯大林没有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斯大林虽然承认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需要发展商品生产，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将“市场”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在这里，东欧经济学家将商品生产与市场调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他们所谓的市场，实际上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斯大林主张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但同时反对自发的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这恰好是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一再申明，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是以斯大林为依据的，而斯大林是以列宁为依据的。
（2）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从50年代起，东欧经济学就广泛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内容涉及将市场机制导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性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中央计划的范围、市场调节的范围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并且提出种种理论和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和锡克模式。
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和锡克模式都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兰格模式与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有根本的区别。第一，兰格维护国有经济，其他两个模式主张取消国有经济。第二，兰格强调计划的作用，而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令性计划；锡克强调市场的作用，布鲁斯则介于二者之间。布鲁斯与锡克都主张取消国有经济，但在计划市场问题上的主张不尽相同。布鲁斯将其目标模式称为“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锡克将其目标模式称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前者落脚在“计划经济”上，后者落脚在“市场经济”上，区别是很明显的。锡克模式中的计划有四个要点，一是以宏观分配计划为主体，二是排除投资计划，三是排除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四是强调地方计划。所谓宏观分配计划的核心是确定国民收入的消费、投资的比例。关键是所有制问题，是国有经济的存废问题。因此，兰格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模式与锡克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外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西方经济的影响
西方经济在70年代的滞胀困境和与之相联系的凯恩斯的理论困境，给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兴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而新自由主义志在必得的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地位。在西方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试验地是英国和美国。70年代末撒切尔政府上台后，主要推行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是向工党政府的企业国有化、国民经济计划和福利国家政策宣战，同时反对前任保守党政府的反危机政策。1980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宣称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实际上与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大同小异。
新自由主义在美、英两国实施的结果，非但没有带来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80年代初所预言的西方经济的复兴，反而使西方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低于70年代滞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里根政府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勉强维持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的低速经济增长，但使美国经济出现高预算赤字、高国际贸易逆差、低储蓄率、高债务的严重局面，从而为90年代乃至更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低储蓄率和高财政赤字两大顽症造成美国的高利率，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延长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到了1984年，里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不仅加强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且同其他工业国家一道对国际经济生活进行联合干预，从而在实际上回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轨道。
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实验也遭到惨重的失败。在80年代初期，撒切尔政府采取休克疗法式的强硬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导致17万家企业破产，10％的生产设备被毁坏，300万人失业，因而在80年代中期被迫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又造成消费热和投资热，通货膨胀和外贸赤字急剧上升。80年代后期转而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付经济过热，结果导致更为严重的衰退，1／3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反对国家干预，公开打出“回到亚当・斯密去”的旗帜，鼓吹“看不见的手”论，不符合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西方国家四处碰壁，受到冷落。但正因为其主张私有化加自由放任，被西方国家派上了新用场，即用来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一）华盛顿共识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80年代从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与美国政府一起制定的政策主张。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任何发生危机的国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必要条件。但是，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缺陷。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对处于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第二，强制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开放资本账户。
第三，强制发展中国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
第四，是以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较窄的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公平的发展"（equitable development）和“民主的发展”（democratic development）。
（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实际上，这就是在某些西方大国及其控制下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动下，西方新自由主义者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提出所谓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其要点有三，一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自由化，三是经济发展外向化，即纳入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型模式又称结构改革论。其矛头所向，是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所谋求的经济独立的路线和政策，是第三世界国家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如巴兰、普雷比什、布兰克、阿明、伊曼纽尔等人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这批进步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可归纳为四点：
第一，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世界经济体系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或体系，它将世界分为两部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外围国家，亦称为边缘国家。前者居于统治地位，后者是前者的附庸，处于依附地位。
第二，西方中心国家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通过种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或进行不平等商品交换，或强制发展中国家畸形发展向中心国家出口的农矿等初级产品部门；或通过跨国公司投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市场，从而将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转移到西方中心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西方中心国家的富裕发达，即造成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因此，西方中心国家的经济发达是建立在广大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西方中心国家对广大外围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在外围国家造成一个由少数与西方中心国家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地主、商人、官僚组成的买办阶级，这一买办阶级与广大民众相对立，造成外围国家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平等。
第四，为了摆脱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地位，实现经济独立，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的对策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具体措施是对外商控制的企业实行国有化，扶持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发展内向型经济，与弱肉强食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保持距离。但在现行国际秩序下，西方中心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与外围国家的买办集团相互勾结，势力强大，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推行阻力甚大，经济独立的目标殊难实现。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彻底改变现行世界经济秩序，才能振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
上述进步学者以联合国拉美会员会主席普雷比什为旗帜，称为发展主义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主义学派所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学派所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很难实施成功。这一战略于50、60、70年代在拉丁美洲诸国推行，虽曾取得一定的成绩，使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大国获得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称号，但在7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普遍发生债务危机，发展主义战略以失败告终。
（四）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恶果――“拉美化”现象。拉美发展主义发展模式在70年代后期的受挫，成为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即所谓结构改革的口实。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第三世界，到处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到处鼓吹破除以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外资进入为目标的法令规章制度，放开价格，放开汇率，鼓吹发展外向型经济，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吸收外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急剧减慢，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经济全面恶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1、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60年代为5．6％。70年代为6．1％，80年代为3．4％。人均经济年增长率，在1965-1973年问为3．9％，1973-1980年问为2．5％，80年代为0．9％。
2、通货膨胀率，60年代为9．0％，70年代为19％，80年代为42．7％。
3、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1950年为17％，1989年为20％，增加了3个百分点；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40％降到1990年的25％，减少15个百分点；而其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67％增至84．2％，即增长17．2个百分点。
4、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余额在1990年达到将近1万亿美元。
拉丁美洲情况尤为严重，实际经济增长率从70年代的5．8％降至80年代的1．5％，通货膨胀率自1983年起上升到了三位数。
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为执行新自由主义调整政策的样板国的石油大国委内瑞拉，1992年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的人沦为赤贫，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政治矛盾激化，1992年发生两次未遂流血军事政变。
墨西哥《视界》杂志1993年3月3l目一篇题为《复杂的经验》的文章分析拉美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后果时说：“经济更加集中于与跨国公司有联系的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周围，这些企业成为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私有化已变成了单纯的拍卖”，“广义上的私有化作为一种思想力量出现于拉美舞台上，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墨西哥《至上报》1993年3月23日载文说：“1990年1．9亿人也就是拉美46％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数字比80年代初增长了5％，22％的拉美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最近，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立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的阿根廷经济的破产，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
在发展中国家，在拉美国家，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至今依然十分困难，南北经济差距空前扩大。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
（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理论与模式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西方新自由主义直接演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苏联东欧围绕着改革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式，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彼此进行激烈的交锋。在1989年剧变以后的东欧国家，在1991年8月事件以后的苏联，当局将取缔共产党、建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经济一体化作为基本国策。
这一变革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变革的理论背景。
1、新伯恩斯坦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例如，1991年7月29日《莫斯科真理报》载文说：“苏联正在成为世界反共产主义的危险中心。这场流行病的规模已大到威胁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上任何一国社会主义选择的地步。除苏共以外，当前几乎一切政党、社团都反对苏联向社会主义发展。”“有人越来越积极地向社会灌输一种思想：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错误。”
苏联《新时代》杂志1990年45期刊登的题为《第二次革命》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发的，马克思寄希望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符合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因而不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希望革命，认为世界革命对全世界有益。结果，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成为具有传统的东方结构色彩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传统东方结构的模式。东方结构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发展潜力，中国的改革也不是这一社会主义模式的出路。在文章作者看来，东方是落后的僵化的社会，即使在欧洲资本主义影响下发生变化，也不会进步得太快。中国革命的胜利纯属偶然，它残酷地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因而注定没有出路。东欧现存的结构是强加的，格格不入的。苏联的悲剧在于接近东方结构，而不是欧洲资本主义结构。苏联改革的唯一出路在于完成从东方结构向欧洲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向古典的东方结构的反动的社会倒退，而反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向人类进步方向的重新转变。作者写道：
“马克思逝世后，西欧同志当中的多数人从二十世纪初期起便追随恩格斯最亲密的学生伯思斯坦，认识到马克思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尽快灭亡是错误的，并认为最好在现有的社会状况范围内慢慢使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公正方向改良。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他们的欧洲同志对迅速发展了的已致富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欧洲的看法不同，认为能越过历史阶段，欺骗历史，为了一个看来是错误的目标不惜使数千万无辜者流血”。
2、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模式。1991年7月发表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阐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效益好的混合经济，经济效益同社会公正原则，实行政治和思想多元化。”当时，苏共党内就有人提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可采用的提法，其基本内涵界定为瑞典、挪威、瑞士、丹麦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3、科尔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在80年代，在东欧经济学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最起劲的鼓吹者当推旅居美国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以《短缺经济学》一书驰名东西方经济学界。科尔奈在这本书中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说得一无是处，但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案。科尔奈另一本书《走向自由经济之路－置换社会主义制度》将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和盘托出，要旨是：
第一、反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主张和平演变，即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此书的副标题《置换社会主义制度》就反映出科尔奈的根本立场。
第二、鼓吹政治“民主化”，认为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之前提，欲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得改变社会主义政权。
第三、鼓吹私有化。科尔奈反对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辅之以市场因素。科尔奈反对公有制，力主产权改革，在国防工业以外的一切领域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国营企业私有化的途径是按市场价格出售。
第四、主张保护非劳动收入，反对累进税率。
第五、鼓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992年)这本世界银行发展研究所资助写成的书的序言中，科尔奈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改革，其唯一的出路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由此可见，80年代在中国大行其道，被中国经济学界某些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科尔奈经济学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翻版。科尔奈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模式的要点有三，一是主张私有化，变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为私有企业，二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行使其主要职能一一管理国民经济。一言以蔽之，主张用私有制加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取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三是主张政治变革，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4、休克疗法和哈佛纲领。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实施或拟订的改革方案，其基本口号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核心，一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取消国家对价格、进出口和汇率的管理，实现价格放开、进出口自由和货币按市场汇率自由兑换。三是“争取与西方经济融合”，实现同西方经济特别是同欧共体经济一体化，极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将西方经济援助视为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除了个别国家以外，前苏联、东欧国家普遍要求西方国家减免债务，或重新安排外债偿还期限。.
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直接参预前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制订，其中最典型的，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向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建议的休克疗法纲领，又称萨克斯计划，二是苏联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教授们共同制订的“哈佛纲领”。
“休克疗法”的特点是一步到位，“猛的大胆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这使人联想起俄罗斯联邦的“500天实现私有化”的沙特林计划。
哈佛纲领又名“大交易纲领”，其特点是将苏联的经济改革同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苏联承诺向地方特别是向加盟共和国下放权力，以及放开物价、广泛的私有化、对外开放。作为交换，西方七国集团须向苏联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缓解苏联对外债务困难，并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及苏联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前苏联东欧国家上述以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基本口号的“改革”纲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提出的先决条件为基本依据的。美国前国务卿贝克1991年6月在北约国家财长会议上提出的西方援助苏联的五项条件即为明证。这五项条件是：
第一，建立市场经济；
第二，举行自由选举和实行法治；
第三，给予波罗的海沿岸三加盟共和国以自治权。
第四，停止支持“对内镇压对外颠覆的政权”；
第五，削减国防开支，军用企业向民用转变。
叶利钦政府上台后，变本加厉地加紧实施哈佛纲领，主要措施是：
第一、取缔共产党；
第二、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缔计划经济；
第三、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纲领，办法是大企业股份化，中小企业出售；
第四、推行集体农庄私有化计划；
第五、大力发展私有经济。
因此。前苏联东欧改革方案既包含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又包含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取向型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且是制度性的根本改革。但主要内容是经济改革，即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型改革模式
（二）前苏联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的恶果
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路线，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通货恶性膨胀、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人民蒙受苦难的严重后果。
在剧变后的1990－1992年的三年问，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9．O％和－18．5％。东欧诸国分别为－7．4％、－13．5％和－7．5％。，前苏联剧变后，在1990－1992年间，通货膨胀率分别达5．4％、94．7％和1201．3％。东欧国家剧变后，在1989－1992年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35．5％、158．8％、119．4％和l96．8％。
我国学者喻权域同志在一篇题为《红旗落地的后果》的俄罗斯考察记中写道，苏联剧变六年，没有兴建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也没有任何大项目开工。著名的科学院、大学等单位内部破败不堪，可是沙俄时代的皇宫，以及东正教教堂却在大兴土木。贿赂公行，“吏治”比沙俄时代还腐败。黑社会势力猖獗。经济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91－1996年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46％，工业生产产值减少54％，消费品生产减少58％。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有进步，市场被外国商品占领。市场上食品的50％是进口的，家用电器80％是进口的，轻工业实际上停止了生产。从社会主义道路“转轨”到资本主义道路，俄罗斯经济遭到的损失，比当年德国法西斯三百万军队侵略所带来的损失还大。剧变六年来，俄罗斯的物价上涨1万多倍，工资只增长三千多倍。由于保留了“苏联时期”的一些福利(低房租、公费医疗、基本食物低价)，又由于许多人搞第二职业，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约下降40％左右。若以1991年为基数，现在是经济下降一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30-40％，人均预期寿命减少六、七岁，男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从67岁降到59岁。
东欧国家1989年剧变，苏联1991年8月事件以后的演变，基本上满足了西方政府的提出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支配下，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被搞得支离破碎，社会经济管理一团混乱，西方国家所要求的目标已经达到，但前苏联东欧国家翘首以盼而西方国家曾信誓旦旦地许诺提供的经济援助并未滚滚而来，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以至波兰瓦文萨总统觉得“受骗上当”，对西方“缺乏谅解和行动缓慢感到失望”。
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提供许诺的经济援助，一是西方国家本来就缺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搞新马歇尔计划的诚意，二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对外资需求数额惊人。人口仅1700万的东德被西德统一后，西德每年提供的资金就在1000亿马克以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所需资金数额庞大，西方国家根本无力提供。因此，前苏联东欧国家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上面，显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