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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15, 02:58 PM
外滩画报：独家调查沪宁杭留学中介(1)
外滩记者茅文贤戴敦峰曹姝蓉陈铁源王文磊
被骗少年异国飘零
2002年初，9个高中生与上海华侨国际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国际)签订了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协议书，当年6月底，9名学生拿到了签证。在此前后，他们分三次向中介公司交纳了16600元的委托费用。当时，华侨国际承诺，到9月1日，这些中学生就可以进入法国著名旅游城市尼斯市的瓦勒堡国际教育学校读高中。
2002年7月10日，9名学生远涉重洋，赶到法国。从那时到现在，他们在法国已经呆了大半年，但他们从未到过尼斯市，更别提那所瓦勒堡国际教育学校。
法国联系人“失踪”
2002年7月10日，这批中学生乘机飞赴法国，深夜12点，杨浦区丁先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是18岁的儿子丁晓伟从巴黎机场打过来的。
“妈妈，你别说话，我借小朋友的电话打的，只能讲一分钟。我们在巴黎机场，陪我们过来的蔡博士和马克(法国人)讲好像不能去学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晓伟的妈妈还来不及开口，电话啪嗒一声断了。
7月11日一早，晓伟父母两人从杨浦区直奔位于静安区常德路的华侨国际。他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有不少家长在公司门口等待。原来，昨晚他们几乎同时接到了各自孩子从巴黎机场打来的一分钟电话。
10天后，从晓伟的来信中，家长们知道了当天孩子们的遭遇：抵达机场后，接待人让孩子们赶快给家里打电话，但却没有告诉他们在哪儿打，怎么打，也没有给他们钱。幸亏一位同伴从家里带了一个手机和一张卡，于是大家都借这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规定每人只能说一分钟，轮流着来。
面对家长的质疑，华侨国际的解释是，因为尼斯市是旅游胜地，当时学校的宿舍里都住满了游客，所以他们只能暂时住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同时中介公司保证，在开学前让孩子们住进学校。
2002年8月底，家长们开始催9位孩子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住校去。华侨国际的回答始终是“快了，快了”。
9月2日，蔡博士和马克向学生们每人收取了65欧元，称要乘火车去尼斯。在这之前，中介已经让家长们花900元人民币买了从巴黎到尼斯的飞机票，一年内随时可以乘坐。
9月5日晚上12点，9位孩子家中的电话铃几乎是同时响起来了。“不得了了，蔡博士和马克逃走了。”
后来，其中一个学生晨晨找到了他父亲在巴黎的朋友杜先生。面对9位“不速之客”，杜先生一筹莫展，最后他托了好几个朋友，这才让孩子们分三家暂住。孩子们白天在杜先生家，晚上分散在各家睡觉。
四天之后，一个学生出门倒垃圾，突然看到一个人躲在墙后，并偷偷地探出一个头来向门里面张望。“蔡博士！”他大声一叫，孩子们都出来了，大家立马抓住了蔡博士。
此时，家长们则天天守在上海的华侨国际。最后在华侨国际的压力下，蔡博士和马克给这9个孩子在杜先生家附近找了三间房。
每次蔡博士吆喝一声“今天搬家了”，孩子们便拖着行李开始辗转征战。孩子们总共搬了三次家，房租从每天17欧元降到11欧元，一次比一次便宜，住地也就一次比一次偏远。找到了最便宜的房子，也是孩子们最后一次见到蔡博士了。之前，蔡博士怕孩子们缠住他要钱吃饭，每次续房都是把续房单子悄悄地从门缝里塞进来。找不到人，孩子们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了。不过最后一次“搬家”后，蔡博士是彻底地“失踪”了。
晓伟妈妈告诉记者，住在那边，有好几次房门被撬了，有的孩子包被偷了，戒指项链被抢了，有的孩子借记卡丢了或被自动取款机吞了；有的孩子没有办卡，家长只能把钱存在别的孩子的帐上，有时候孩子间还要闹点小矛盾……
就像家长们说的，他们碰到了种种在国内时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斐斐的爸爸说起这件事情就显得极为痛心：“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这种罪。有一次，斐斐他拖着行李箱、拖箱，背着一个大包在外面找住的地方，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天又黑了，只能睡在地铁里……要不是他长得比较壮，怎么能熬过这一关呢？”
“这段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能天天打国际长途。”晓伟父母表示，从9月2日到11月5日，每天让儿子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父亲的手机上，然后父亲再回过去，通常一打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前前后后，至少花了五千多元电话费。
2002年9月17日，蔡博士和马克两人“失踪”的当天，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华侨国际迫于压力，写了一份委托书，表示全权委托杜先生照顾这些孩子。
9位少年散落他乡
根据法国法律，自然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期限。2002年9月24日，如果没有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和住房担保的话，四位孩子将成为“黑户”。大家便开始各尽所能地寻找学校。
有家长委托法国的朋友去瓦勒堡国际教育学校问过，校方表示：的确曾经委托过CAPSELLE LTD协会在中国招学生，但是开学之前既没有看到学生过来，钱又没有到账，所以四位孩子的入学名额自动取消。
要入学就要等第二年了。为了重新找学校，则必须先交纳465欧元的注册费；为自己做经济担保，银行帐户上必须要有5040欧元的保证金。杜先生四处奔波，终于找到几个朋友为这四个年满18岁的学生作住房担保。
在国内，家长们的日子更不好过。9月21日是中秋节，月圆人缺，6个上海学生的家长12人一整天都耗在华侨国际，他们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天早上，他们又过去了，一直坐到23号凌晨。直到这个时候，华侨国际在其法律顾问彭新华律师的劝说下，董事长俞炜才答应“垫付”每个学生45000万人民币，作为“一年的生活费和语言培训费”。华侨国际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之所以“垫付”，是因为钱都在蔡博士和马克手上。
10月9日，董事长和经办人同时抵达法国，他们到各个学校去“游说”，但当地规定公办学校不能中途招生。而私立学校，孩子们不愿去，因为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孩子们也一直在到处寻找学校。他们没有听学校的宣传广告，而是自己到学校找那里的中国学生。他们听到的都是欺骗和黑幕。
现在，这9名孩子都还呆在法国。在异国他乡，在漫长得令人绝望的等待中，他们只能投亲靠友，各奔东西，结局是有的上学，有的打工。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9个孩子没有一人在华侨国际那里得到后者当初的承诺，他们距离那座美丽的尼斯城、距离那所曾经寄予希望的国际教育学校，越来越远。
中介服务全过程都可能设骗
黎先生曾在旅行社从事出入境办理近十年，深谙留学中介中的各种“猫腻”。
黎先生说，许多留学中介喜欢承诺“签证率100%”，无论你的学习成绩如何以及是否有相关的经验，也不用经过任何语言考试，只要凭借他们完美的“包装”技巧和他们与大使馆领事馆的“铁关系”，国内学生想去哪里、读什么学校都没有问题。
“其实，国外的学校最痛恨在简历上弄虚作假的学生，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肯定要被退回来，”黎先生说，“何况现在很多大学的成绩已经可以在网上查询了，根本没法弄虚作假。”
而且，留学中介和签证官“关系铁”更是无稽之谈。黎先生说，绝大部分的国外签证官是公私分明的，就算是和你私交很好，也不可能就因此在签证上给你“网”开一面。
黎先生说，有的中介机构还会在中文翻译上做手脚，例如将国外的专业学校college翻译成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或者大学里的某个学院school；还可能会将学校只颁发的结业证书diploma翻译成学位证书degree等等，花样层出不穷。
黎先生说，很多中介还喜欢使用“偷梁换柱”的招数，把国外的一些语言培训课程说成通向大学校门的捷径，甚至扬言，“只要修读完我们合作的国外语言培训学校课程，就可以接着上那边的大学本科”。
“其实，在外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黎先生说，“尤其是不用通过严格语言考试的瑞士，即使可以成功签证出去读语言学校，也不代表可以在那里直接读大学，而必须要通过语言水平考试或相关的考试。”
虚假情况在中介的介绍中也经常会出现，如对国外学校的教学质量、生活费用、生活保障等等有所隐瞒或夸大其辞。
国外学校的学费正常情况下应该由留学生本人与该学校联系交付，但有的中介非得插上一脚，说要通过自己才能交给学校，事实上是为了顺道赚上一笔可观的利息；有的留学机构夸大学费，中饱私囊；还有的甚至全都私吞，然后携款走人。
黎先生还告诉记者，留学中介公司“层层转包”几乎已经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按照规定，具有留学中介资质的中介公司不能设立分公司或将下属部门承包给其他人。但是事实上，“杭州没有将部门承包出去的留学中介只有一两家。”黎先生说。
这些部门被承包出去之后，承包人只需要向上级部门缴纳管理费，就成了貌似合法的中介机构了。但是如果这个部门经营不善，或是市场情况不佳，随时可能会撤销，那些在这里办理留学的客户利益也就没了保障。
合同条款保护的总是中介公司
在正式的委托工作开始之前，留学中介与消费者之间往往都会签上一份合同，以保证消费者得到的服务。黎先生说，这份合同当中却往往大有“乾坤”。“最致命的是中介往往会附上一句‘双方的服务关系到学生下飞机为止’。等留学生到学校一看，情况截然不同，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学校，但却投诉无门。”
有的留学中介一方面让你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另一方面又将“材料中如有情况不属实，后果自负”的条款写进协议。这样，如果签证时出问题，中介将会把所有的责任一推了之，但费用照收不误。
“当你的条件不符合签证国的要求时，请来找我们！”一些非法的留学中介往往用如此诱惑的语言招揽顾客。黎先生说，说白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做假材料而已。不少心急的家长便因此而找上了非法的留学机构。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明白狡猾的中介公司早就在合同里写上“后果自负”的声明。这样的假材料一旦在签证时被发现，拒签是必然的结果，还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签证，但中介费用照样得付，一切不良后果却得自负。即使用假材料能侥幸过关，但在国外一样会有可能被揭穿，风险难以估计，而中介当然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在南京采访时，记者得到一份江苏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留学中介服务协议书》。江苏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教育部批准，具备出国留学中介资格的企业。
然而，就此协议条款向律师询问后，记者发现，这份看似公平的合同其实隐藏了许多“陷阱”。
“这份合同最大的问题，是它从各种角度保护了甲方――江苏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单方的利益。”江苏鸣啸律师事物所的侯文辉律师如此说道。
侯律师说，从约定的双方责任来说，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有关申请留学国家及学校情况”这一条没有具体规定“提供情况”的详细程度，乙方也许需要了解到留学当地的住宿、交通、消费水平等情况，可是根据这一条，甲方只要提供大概情况，简单几句就算符合合同的要求，这对于即将远赴异国他乡的乙方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双方责任的第二条说：甲方负责为乙方设计留学申请及签证的系统方案。那么如果乙方被拒签，甲方应当负责任。可是第六条又说：若乙方被申请留学国家拒签以及发生不可抗力而导致不能签证成功，甲方应该帮助其减少损失。这就完全抹去了中介方应负的责任了。
侯律师说，而且这个“帮助其减少损失”具体减少多少损失，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在乙方的责任中提到，如果因为乙方责任而导致申请国拒签以及其他后果，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这一条很明显体现双方义务不对等。
侯律师又说，合同中规定的仲裁部分规定：双方在执行本协议时，如果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在甲方所在地的法院打官司肯定是对甲方更有利的，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一条是最明显的甲方的自我保护。”
合同的“其他部分”有一条规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附件，在加盖公司公章后，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对此，侯律师分析，“只有在甲方乙方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一份合同才能生效。可是这里否认了乙方认可的权利，这一签，就等于拿着绳子往乙方脖子上套。”
签证官：中介几乎一文不值
●我们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中介公司，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找中介。
●中介无论是收1万元，还是收3万元，都太多了，这有欺骗嫌疑。
记者从所有签证官口中得到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签证完全没必要花大量钱财找中介，可直接去使领馆申请。”很多国家的签证官还鼓励学生直接去申请签证。
然而，签证官代表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那是另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事务，且由于签证官与学生之间并没有进行全面有效的沟通，使得双方都有误解，甚至误判。签证官能提供有公信力的信息，但学生往往不甚了解。中介很了解，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利益追逐者，他们往往把这些信息过滤后再告诉学生。
在签证官眼里，中介公司几乎一文不值，正面价值非常有限。尽管签证官说出的语言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但如果把他们的话都统一在中文里就是：“我们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授权的中介公司。中介收费实在太离谱。申请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找中介。学生完全自己可以来申请。”
“有学生家长带着孩子大老远地跑到我们大使馆说：‘我们付了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还不帮我们拉关系？’我们很委屈，为什么要指责我们收了钱？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找了中介，是中介收了他们很多钱。这时，我们已帮不了什么忙，因为中介是他们自己找的。”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黄伟权先生日前告诉记者说。
黄参赞还说：“我们听说这些中介收费太高。其实，你没必要通过这些中介来申请。你可给使馆打电话，咨询如何填写申请等事宜，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查阅。当然，我们也了解到，有些学生不在新加坡驻华使领馆辖区内，他们获得留学签证的信息可能会比较少。他们因此请中介提供帮助也未尝不可。但学生家长应该慎重。因为无论是收1万块人民币，还是收3万块人民币，都太多了，这有种欺骗色彩。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在中国没有任何授权或指定的中介。”
法国驻华大使馆副领事尚松说：“对我们来讲，中介并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对他们也不是特别信任。我们认为中介只是帮助学生准备一些材料。我们重视的还是学生本人。每个申请的学生都会有十几分钟的面试时间，我们会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针对他们递交的材料而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使馆很不喜欢某些中介公司所声称的这种‘后门关系’。如果你说你认识使馆的某个人，这反而帮不了什么忙。我们没有授权任何中介机构，因为没有我们认可的中介机构。法国的留学签证是这样，其他签证也是这样。”
让法国签证官感到非常困惑的是，许多中国学生盲目的相信中介广告，“你在我这儿办，我可以保证你拿到签证”。于是，他们付给中介很多钱，有时甚至是几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学生本人来办理签证和中介来办理签证，拿到签证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而学生本人来申请支付的钱却要少得多。
瑞典移民官侯迈永说：“我们与中介公司没有任何合作关系。申请人也没有必要找中介公司。学生可以直接来大使馆递交去瑞典留学的许可申请。如果不经过中介公司，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
目前，去南非的中国学生还比较少，但问题已经很多。对此，南非驻华使馆移民官黄冀女士说：“我们大使馆没有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来处理留学生的签证申请。我们不是要处理个别人的申请，而且对所有申请人都一视同仁。实际上，我们并不关心申请是否是由中介代理提交的。我们看的是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合乎要求。至于是由申请人本人递交还是由中介代理递交的，这都无关紧要。我们惟一有专门代理机构的就是旅游签证，因为旅游业在中国是受政府调控的，我们大使馆与一些国营的旅行社打交道。此外，在南非，我们也有一些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它们也和中国的旅行社有联系。至于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探亲签证、商务签证以及其他签证，我们没有委托任何代理机构。”
她还说：“留学签证根本不需要中介公司插手。直接提交给我们的申请，如果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条件，他们就可以拿到签证。我们不会对申请人说，你通过哪家中介介绍，或者你必须把申请交给某个中介公司。任何人都可以到南非大使馆提交签证申请，只要他们持有的是因私护照。按规定，凡是持有因公护照或外交护照的人都不能直接到大使馆办理签证而要去中国外交部办理。。凡是持有私人护照的都可以直接到大使馆来办理，无需任何的中介代理。如果他们想找代理，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大使馆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
黄冀女士特别强调：“我们很高兴与一些像南非理工大学校长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打交道，因为这些组织在南非都有良好的信誉，而且它们的教育机构本身也很出色，并且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因此，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以正常程序去南非留学，这样，我们的大使馆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保证他们去南非的正规大学读书，而不是去一所根本没有注册过的大学。我们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学生从因特网上，从报纸上或从在南非的朋友那里听说，有这样一所好学校，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到了南非几个月之后，这所学校被关闭了，那些人也消失了，而这些学生却落得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足够的生活费。最终，学生成了牺牲品，而且还损失了一大笔钱。黄冀女士还建设性地表示，留学生们不要把材料交到中介手里，这样就可以减少中介榨取学生钱财的机会。”
澳大利亚签证官万胤忠说：“如果申请去澳大利亚，不通过中介公司，这笔钱就可以省下来了。你完全不需要付这笔钱。你只需要付签证申请费和澳大利亚学校的学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费用。”
英国大使馆高级签证官魏英杰说：“任何一个申请人都无须通过代理就可以得到签证，赴英国签证申请，其表格是免费发放的。如果签证申请人表格填写正确，带齐所需材料，并与我们约好面试时间，在面试中以诚相待，他们签证获得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委托代理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签证就能获得成功。我们并不是要针对代理人，但确实是没有必要去找代理。因为有的人得到代理人的承诺说可以拿到签证，但最后却没有得到签证。”
魏英杰还说：“我们没有给过任何一个中介任何特殊的照顾。我们对所有的签证申请都一视同仁，每一份签证申请都要接受审查。我必须要强调的是，给钱就能办好签证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有人曾刊登广告说，‘给我们4000美金，我可以保证你签证成功’。事实并非如此。申请人这样做是在浪费金钱。因为对于那些要去留学的申请人来说，挣钱不容易。有时，代理人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知道，申请人要来使馆参加一次面试，因为签证官必须要了解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如果代理人给申请人进行了包装，那他们来面试时，回答问题的答案都是事先经过准备的，申请人就无法真正诚实的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签证官就无法从申请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
美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贺德炜先生说：“有一些非官方的、私人的代理或咨询机构声称可以帮助学生获得签证或者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所提出的有些建议很可能对学生们是有帮助的。但我在互联网上或一些出版物上看到过一些建议，有些建议很糟糕。我认为，学生们应该谨慎对待签证代理们的这些建议。在我看来，留学签证申请人没有必要花钱去咨询如何申请签证。”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签证官穆大伟说：“我们新西兰移民局在北京的办公室可以接收任何人递交的申请，无论申请人他或她自己来递交申请，还是由中介递交申请，或者是他们的亲属递交，都可以。就新西兰的政策看，任何人都可以代表别人向移民局的办公室递交申请。我们备有学生申请签证所需要的各种文件。申请人完全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而根本无需中介公司来插手。当然，我们接受你所选择的中介，这是你给中介的机会。”
别让留学中介迷失方向
出国留学中介公司正在经历自己的“暴利”时代。
按照1999年7月颁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2000年1月10日，教育部、公安部对第一批11个省、市的68家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进行了资格认定。此后，全国获得审批的留学中介数目不断增加，到2003年初为止，全国共有合法留学中介服务机构246家。
上海目前共有留学中介机构14家。全部是2000年1月公布的首批合法中介。上海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新的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省)市。
昂贵的中介费用
记者的采访和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出国留学服务业行业的利润惊人。
根据由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指导下进行的《留学中介机构调查报告(上海)》(以下称《报告》)，客户对12家合法中介公司的总体满意度为79分，但对收费满意度评估的平均得分仅为68.1分。是所有评比指数的最低值。
12家中介的收费满意度得分差别不大。最高分为74.1分，最低分为63分。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上海地区的中介收费和周边城市的收费也基本处于相同的水平，收费项目也大同小异。
根据留学国家的不同，中介的收费有很大差别。最高为美国，最低是东南亚国家。
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三的上海中锐国际教育服务有限公司的收费满意度接近平均得分。2002年中锐成功签出1000多名学生，占整个留学机构市场的10%以上。其收费状况代表了上海留学中介的普遍水平。
2002年，中锐的平均收费在12000元左右。比较热门的澳大利亚的服务费为15000元。这样的收费水平代表了上海中介的平均值，周边城市也与之相仿。
中介收取的服务费一般不包括办理各种手续的费用。以留学澳大利亚为例，这些费用大致包括：签证费：315澳币(约1500人民币)；体检费：1200人民币；公证费：500―600元人民币；护照办理费：200元人民币。
除签证费稍低外，留学新西兰的各项费用和澳大利亚大体相当。这些费用通常由学生和家长额外支付。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一个学生通过中介出国，在出国之前的各种费用也一般不低于15000元人民币。稍热门的国家，花费更在20000元以上。
尽管需要昂贵的费用，但《报告》显示，仍然有80%以上的留学者选择通过中介办理留学手续。
帐面的暴利
收取留学者高昂的费用，但中介公司的直接成本却非常低。
以留学澳大利亚为例。留学的一般程序是：首先向准备留学的学校提出申请，申请获得批准后，即可以办理签证。办理签证的过程中，需要提供银行开具的资金担保存款证明、父母收入证明、父母声明和个人声明、学校成绩单等。中介会协助办理大多数的手续。在此过程中，中介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就是将相关文件邮寄往国外的国际快递费用，一般只有几百元人民币。
直接成本只占中介成本微乎其微的部分。推广(广告)费、办公费、人员工资才是中介公司主要的成本构成。
中介公司的员工数量一般都比较少，大多负责提供咨询，翻译材料，与相关方面联系等事宜。在上海规模位于前列的中锐公司，只有50多名员工，分成14个部，2002年完成了1000多单业务量。无锡一家中介公司的大洋州(澳洲)部除了承包人外只有三名雇员，雇员的平均月薪不到2000元，在2002年竟完成了100多单业务，净利润超过100万。
由于雇员数量少，即使租用比较高档的写字楼，整体的办公费用与营业额相比仍然比较低。而广告费用，由于上海合法中介资源的稀缺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记者给杭州市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一年的收支算了笔帐：该公司一年成功办理的留学中介业务约1000笔，按照每笔业务10000元的收入，就是1000万元。公司一年的开支包括：房租支出，该公司设在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每平方租金8元，按照200平方计算，一年的房租支出大约为60万元；人员开支，大部分的留学顾问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顶级的留学顾问在10万左右，按照40个人的规模计算，一年的人员开支大约为300万左右；办公费用和日常开销，因为要打国际长途和发送快递，每个月的支出按照10万计算，一年的开销为120万。上述支出再加上税收，一年的总成本大约为500万，利润率刚好是50%。
除去主营的中介业务，很多中介公司还提供一系列的附加收费服务。这些收费服务主要包括出国前的培训业务。
中锐公司为出国者提供为期2到3个月的短期国内培训，费用在2000―3000元之间，而苏南一家中介提供类似的服务，收费则高达8000元。即使以中锐培训不盈利为参照，苏南该公司的利润仍然惊人。
另一个附加业务是组织家长探亲团，有的中介将探亲团作为整体服务的一部分，不额外收费，但不少中介要求家长交纳1000―2000元不等的费用。而中介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探亲签证很好办，有时候一个上午就可以办完，交几百块手续费就可以了”。
灰色地带
除了看得见的利润，中介公司还可以获取种种回扣。
以留学澳大利亚为例，学生出国前一般都要经过体检，并办理各种公证。在体检和公证过程中相关的单位为了吸引业务会对中介提供回扣。
出国前，中介还可以为家长和学生代买机票，从中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扣。
另外，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留学需要比较高的资金担保额度。根据就读学校和年限的不同需要二十至六七十万不等的担保金额。针对许多家庭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留学澳大利亚贷款的业务，为留学该国的学生提供担保需要的资金。中介将需要贷款的学生推荐给银行，银行则从利息中提取一部分给中介作为回报。
更隐蔽的利益来自境外。一些外国大学和境外语言学校为了吸引生员，会给组织留学的境内机构提取回扣。由于很多境外大学或语言学校的学费相当昂贵，中介由此获得的利益也颇为可观。
收取高额费用的同时，中介也会为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留学者提供作假的方便，欺瞒签证官。
比较普遍的造假行为体现在资金担保上。尤其是近年来非常火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留学生监护人的资金担保和收入水平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签证官往往会通过电话到学生父母的单位核实其收入情况；中介则往往指导家长谎报收入以及事先做好应对签证官的准备。对一些原单位不易做假的客户，有的中介会委托一个不相干的单位协助造假。有些中介公司的经理甚至准备了很多杜撰出来的公司公章，以应付签证官。
而指导学生在成绩单和履历上造假等做法，早已成了业内的通行做法。
做中介实在是一本万利早已成了业内的共识。但在严格的审批制度下，留学中介的开设有严格的限制。挂靠便成了一种通行的做法。
“只要手头有合适的项目，找一家合法的中介挂靠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一家挂靠合法中介的从业者说。上海的某家合法中介的挂靠公司竟有十多家之多。
“2000年审批的时候，申报的中介至少有100多家，但通过的只有14家。”中锐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当时的情景。
而许多没有通过审批的中介，要么用挂靠的方式继续生存，要么转入地下，成为非法中介。
暴利的根源
《报告》中的另一个数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暴利的根源。
留学家庭的收入状况呈现两个高峰：一个是月收入5000―7000元，占所有家庭的33%；另一个是10000元以上，占16.4%；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家庭只占11.5%；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则占了75.4%。
留学家庭的普遍高收入，使其能够承受较高的收费水平。而出国手续的烦琐和信息的不对称则使更多的自费留学者不得不依赖中介的帮助。
留学手续比较复杂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需要提供的文件有40多份，其中不少需要同时提供中英双语文件。对于流水线操作的中介来说很快解决的问题，在家长手里往往成了棘手的难题。
留学中介往往掌握国外大学的第一手情况，而对家长公开的信息却通常很简单。尽管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查询，但由于许多国外大学缺少中文网站，使查询变得很困难。一些中介也利用这样的不对称，故意增加签证的神秘性，夸大种种拒签的可能性，“请君入瓮”。
签证官的苛刻要求也是家长们不得不求助中介的一个原因。由于很多国家在一次拒签后很难再次申请，为了不损失唯一的机会，家长们不得不将“赌注”押在中介身上。
合法中介资源的稀缺也助长了整个行业的暴利。从2000年到2003年，上海出国留学人数持续增加。而中介数量仍然维持在14家。
“中介数目增加，市场竞争加剧是可以预料的。上海很难长时间地维持14家中介的状态。一些移民服务公司已经开始变相地进入留学领域了。”中锐的这位负责人预测。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唐国华认为，留学中介不是有前途的朝阳行业，“留学中介行业是在特定时期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容量小，很难成为产业。随着中国入世和全球化的发展，这个行业最终会消亡。”
外滩记者茅文贤戴敦峰曹姝蓉陈铁源王文磊
被骗少年异国飘零
2002年初，9个高中生与上海华侨国际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国际)签订了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协议书，当年6月底，9名学生拿到了签证。在此前后，他们分三次向中介公司交纳了16600元的委托费用。当时，华侨国际承诺，到9月1日，这些中学生就可以进入法国著名旅游城市尼斯市的瓦勒堡国际教育学校读高中。
2002年7月10日，9名学生远涉重洋，赶到法国。从那时到现在，他们在法国已经呆了大半年，但他们从未到过尼斯市，更别提那所瓦勒堡国际教育学校。
法国联系人“失踪”
2002年7月10日，这批中学生乘机飞赴法国，深夜12点，杨浦区丁先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是18岁的儿子丁晓伟从巴黎机场打过来的。
“妈妈，你别说话，我借小朋友的电话打的，只能讲一分钟。我们在巴黎机场，陪我们过来的蔡博士和马克(法国人)讲好像不能去学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晓伟的妈妈还来不及开口，电话啪嗒一声断了。
7月11日一早，晓伟父母两人从杨浦区直奔位于静安区常德路的华侨国际。他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有不少家长在公司门口等待。原来，昨晚他们几乎同时接到了各自孩子从巴黎机场打来的一分钟电话。
10天后，从晓伟的来信中，家长们知道了当天孩子们的遭遇：抵达机场后，接待人让孩子们赶快给家里打电话，但却没有告诉他们在哪儿打，怎么打，也没有给他们钱。幸亏一位同伴从家里带了一个手机和一张卡，于是大家都借这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规定每人只能说一分钟，轮流着来。
面对家长的质疑，华侨国际的解释是，因为尼斯市是旅游胜地，当时学校的宿舍里都住满了游客，所以他们只能暂时住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同时中介公司保证，在开学前让孩子们住进学校。
2002年8月底，家长们开始催9位孩子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住校去。华侨国际的回答始终是“快了，快了”。
9月2日，蔡博士和马克向学生们每人收取了65欧元，称要乘火车去尼斯。在这之前，中介已经让家长们花900元人民币买了从巴黎到尼斯的飞机票，一年内随时可以乘坐。
9月5日晚上12点，9位孩子家中的电话铃几乎是同时响起来了。“不得了了，蔡博士和马克逃走了。”
后来，其中一个学生晨晨找到了他父亲在巴黎的朋友杜先生。面对9位“不速之客”，杜先生一筹莫展，最后他托了好几个朋友，这才让孩子们分三家暂住。孩子们白天在杜先生家，晚上分散在各家睡觉。
四天之后，一个学生出门倒垃圾，突然看到一个人躲在墙后，并偷偷地探出一个头来向门里面张望。“蔡博士！”他大声一叫，孩子们都出来了，大家立马抓住了蔡博士。
此时，家长们则天天守在上海的华侨国际。最后在华侨国际的压力下，蔡博士和马克给这9个孩子在杜先生家附近找了三间房。
每次蔡博士吆喝一声“今天搬家了”，孩子们便拖着行李开始辗转征战。孩子们总共搬了三次家，房租从每天17欧元降到11欧元，一次比一次便宜，住地也就一次比一次偏远。找到了最便宜的房子，也是孩子们最后一次见到蔡博士了。之前，蔡博士怕孩子们缠住他要钱吃饭，每次续房都是把续房单子悄悄地从门缝里塞进来。找不到人，孩子们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了。不过最后一次“搬家”后，蔡博士是彻底地“失踪”了。
晓伟妈妈告诉记者，住在那边，有好几次房门被撬了，有的孩子包被偷了，戒指项链被抢了，有的孩子借记卡丢了或被自动取款机吞了；有的孩子没有办卡，家长只能把钱存在别的孩子的帐上，有时候孩子间还要闹点小矛盾……
就像家长们说的，他们碰到了种种在国内时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斐斐的爸爸说起这件事情就显得极为痛心：“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这种罪。有一次，斐斐他拖着行李箱、拖箱，背着一个大包在外面找住的地方，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天又黑了，只能睡在地铁里……要不是他长得比较壮，怎么能熬过这一关呢？”
“这段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能天天打国际长途。”晓伟父母表示，从9月2日到11月5日，每天让儿子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父亲的手机上，然后父亲再回过去，通常一打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前前后后，至少花了五千多元电话费。
2002年9月17日，蔡博士和马克两人“失踪”的当天，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华侨国际迫于压力，写了一份委托书，表示全权委托杜先生照顾这些孩子。
9位少年散落他乡
根据法国法律，自然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期限。2002年9月24日，如果没有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和住房担保的话，四位孩子将成为“黑户”。大家便开始各尽所能地寻找学校。
有家长委托法国的朋友去瓦勒堡国际教育学校问过，校方表示：的确曾经委托过CAPSELLE LTD协会在中国招学生，但是开学之前既没有看到学生过来，钱又没有到账，所以四位孩子的入学名额自动取消。
要入学就要等第二年了。为了重新找学校，则必须先交纳465欧元的注册费；为自己做经济担保，银行帐户上必须要有5040欧元的保证金。杜先生四处奔波，终于找到几个朋友为这四个年满18岁的学生作住房担保。
在国内，家长们的日子更不好过。9月21日是中秋节，月圆人缺，6个上海学生的家长12人一整天都耗在华侨国际，他们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天早上，他们又过去了，一直坐到23号凌晨。直到这个时候，华侨国际在其法律顾问彭新华律师的劝说下，董事长俞炜才答应“垫付”每个学生45000万人民币，作为“一年的生活费和语言培训费”。华侨国际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之所以“垫付”，是因为钱都在蔡博士和马克手上。
10月9日，董事长和经办人同时抵达法国，他们到各个学校去“游说”，但当地规定公办学校不能中途招生。而私立学校，孩子们不愿去，因为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孩子们也一直在到处寻找学校。他们没有听学校的宣传广告，而是自己到学校找那里的中国学生。他们听到的都是欺骗和黑幕。
现在，这9名孩子都还呆在法国。在异国他乡，在漫长得令人绝望的等待中，他们只能投亲靠友，各奔东西，结局是有的上学，有的打工。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9个孩子没有一人在华侨国际那里得到后者当初的承诺，他们距离那座美丽的尼斯城、距离那所曾经寄予希望的国际教育学校，越来越远。
中介服务全过程都可能设骗
黎先生曾在旅行社从事出入境办理近十年，深谙留学中介中的各种“猫腻”。
黎先生说，许多留学中介喜欢承诺“签证率100%”，无论你的学习成绩如何以及是否有相关的经验，也不用经过任何语言考试，只要凭借他们完美的“包装”技巧和他们与大使馆领事馆的“铁关系”，国内学生想去哪里、读什么学校都没有问题。
“其实，国外的学校最痛恨在简历上弄虚作假的学生，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肯定要被退回来，”黎先生说，“何况现在很多大学的成绩已经可以在网上查询了，根本没法弄虚作假。”
而且，留学中介和签证官“关系铁”更是无稽之谈。黎先生说，绝大部分的国外签证官是公私分明的，就算是和你私交很好，也不可能就因此在签证上给你“网”开一面。
黎先生说，有的中介机构还会在中文翻译上做手脚，例如将国外的专业学校college翻译成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或者大学里的某个学院school；还可能会将学校只颁发的结业证书diploma翻译成学位证书degree等等，花样层出不穷。
黎先生说，很多中介还喜欢使用“偷梁换柱”的招数，把国外的一些语言培训课程说成通向大学校门的捷径，甚至扬言，“只要修读完我们合作的国外语言培训学校课程，就可以接着上那边的大学本科”。
“其实，在外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黎先生说，“尤其是不用通过严格语言考试的瑞士，即使可以成功签证出去读语言学校，也不代表可以在那里直接读大学，而必须要通过语言水平考试或相关的考试。”
虚假情况在中介的介绍中也经常会出现，如对国外学校的教学质量、生活费用、生活保障等等有所隐瞒或夸大其辞。
国外学校的学费正常情况下应该由留学生本人与该学校联系交付，但有的中介非得插上一脚，说要通过自己才能交给学校，事实上是为了顺道赚上一笔可观的利息；有的留学机构夸大学费，中饱私囊；还有的甚至全都私吞，然后携款走人。
黎先生还告诉记者，留学中介公司“层层转包”几乎已经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按照规定，具有留学中介资质的中介公司不能设立分公司或将下属部门承包给其他人。但是事实上，“杭州没有将部门承包出去的留学中介只有一两家。”黎先生说。
这些部门被承包出去之后，承包人只需要向上级部门缴纳管理费，就成了貌似合法的中介机构了。但是如果这个部门经营不善，或是市场情况不佳，随时可能会撤销，那些在这里办理留学的客户利益也就没了保障。
合同条款保护的总是中介公司
在正式的委托工作开始之前，留学中介与消费者之间往往都会签上一份合同，以保证消费者得到的服务。黎先生说，这份合同当中却往往大有“乾坤”。“最致命的是中介往往会附上一句‘双方的服务关系到学生下飞机为止’。等留学生到学校一看，情况截然不同，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学校，但却投诉无门。”
有的留学中介一方面让你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另一方面又将“材料中如有情况不属实，后果自负”的条款写进协议。这样，如果签证时出问题，中介将会把所有的责任一推了之，但费用照收不误。
“当你的条件不符合签证国的要求时，请来找我们！”一些非法的留学中介往往用如此诱惑的语言招揽顾客。黎先生说，说白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做假材料而已。不少心急的家长便因此而找上了非法的留学机构。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明白狡猾的中介公司早就在合同里写上“后果自负”的声明。这样的假材料一旦在签证时被发现，拒签是必然的结果，还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签证，但中介费用照样得付，一切不良后果却得自负。即使用假材料能侥幸过关，但在国外一样会有可能被揭穿，风险难以估计，而中介当然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在南京采访时，记者得到一份江苏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留学中介服务协议书》。江苏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教育部批准，具备出国留学中介资格的企业。
然而，就此协议条款向律师询问后，记者发现，这份看似公平的合同其实隐藏了许多“陷阱”。
“这份合同最大的问题，是它从各种角度保护了甲方――江苏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单方的利益。”江苏鸣啸律师事物所的侯文辉律师如此说道。
侯律师说，从约定的双方责任来说，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有关申请留学国家及学校情况”这一条没有具体规定“提供情况”的详细程度，乙方也许需要了解到留学当地的住宿、交通、消费水平等情况，可是根据这一条，甲方只要提供大概情况，简单几句就算符合合同的要求，这对于即将远赴异国他乡的乙方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双方责任的第二条说：甲方负责为乙方设计留学申请及签证的系统方案。那么如果乙方被拒签，甲方应当负责任。可是第六条又说：若乙方被申请留学国家拒签以及发生不可抗力而导致不能签证成功，甲方应该帮助其减少损失。这就完全抹去了中介方应负的责任了。
侯律师说，而且这个“帮助其减少损失”具体减少多少损失，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在乙方的责任中提到，如果因为乙方责任而导致申请国拒签以及其他后果，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这一条很明显体现双方义务不对等。
侯律师又说，合同中规定的仲裁部分规定：双方在执行本协议时，如果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在甲方所在地的法院打官司肯定是对甲方更有利的，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一条是最明显的甲方的自我保护。”
合同的“其他部分”有一条规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附件，在加盖公司公章后，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对此，侯律师分析，“只有在甲方乙方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一份合同才能生效。可是这里否认了乙方认可的权利，这一签，就等于拿着绳子往乙方脖子上套。”
签证官：中介几乎一文不值
●我们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中介公司，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找中介。
●中介无论是收1万元，还是收3万元，都太多了，这有欺骗嫌疑。
记者从所有签证官口中得到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签证完全没必要花大量钱财找中介，可直接去使领馆申请。”很多国家的签证官还鼓励学生直接去申请签证。
然而，签证官代表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那是另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事务，且由于签证官与学生之间并没有进行全面有效的沟通，使得双方都有误解，甚至误判。签证官能提供有公信力的信息，但学生往往不甚了解。中介很了解，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利益追逐者，他们往往把这些信息过滤后再告诉学生。
在签证官眼里，中介公司几乎一文不值，正面价值非常有限。尽管签证官说出的语言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但如果把他们的话都统一在中文里就是：“我们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授权的中介公司。中介收费实在太离谱。申请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找中介。学生完全自己可以来申请。”
“有学生家长带着孩子大老远地跑到我们大使馆说：‘我们付了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还不帮我们拉关系？’我们很委屈，为什么要指责我们收了钱？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找了中介，是中介收了他们很多钱。这时，我们已帮不了什么忙，因为中介是他们自己找的。”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黄伟权先生日前告诉记者说。
黄参赞还说：“我们听说这些中介收费太高。其实，你没必要通过这些中介来申请。你可给使馆打电话，咨询如何填写申请等事宜，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查阅。当然，我们也了解到，有些学生不在新加坡驻华使领馆辖区内，他们获得留学签证的信息可能会比较少。他们因此请中介提供帮助也未尝不可。但学生家长应该慎重。因为无论是收1万块人民币，还是收3万块人民币，都太多了，这有种欺骗色彩。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在中国没有任何授权或指定的中介。”
法国驻华大使馆副领事尚松说：“对我们来讲，中介并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对他们也不是特别信任。我们认为中介只是帮助学生准备一些材料。我们重视的还是学生本人。每个申请的学生都会有十几分钟的面试时间，我们会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针对他们递交的材料而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使馆很不喜欢某些中介公司所声称的这种‘后门关系’。如果你说你认识使馆的某个人，这反而帮不了什么忙。我们没有授权任何中介机构，因为没有我们认可的中介机构。法国的留学签证是这样，其他签证也是这样。”
让法国签证官感到非常困惑的是，许多中国学生盲目的相信中介广告，“你在我这儿办，我可以保证你拿到签证”。于是，他们付给中介很多钱，有时甚至是几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学生本人来办理签证和中介来办理签证，拿到签证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而学生本人来申请支付的钱却要少得多。
瑞典移民官侯迈永说：“我们与中介公司没有任何合作关系。申请人也没有必要找中介公司。学生可以直接来大使馆递交去瑞典留学的许可申请。如果不经过中介公司，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
目前，去南非的中国学生还比较少，但问题已经很多。对此，南非驻华使馆移民官黄冀女士说：“我们大使馆没有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来处理留学生的签证申请。我们不是要处理个别人的申请，而且对所有申请人都一视同仁。实际上，我们并不关心申请是否是由中介代理提交的。我们看的是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合乎要求。至于是由申请人本人递交还是由中介代理递交的，这都无关紧要。我们惟一有专门代理机构的就是旅游签证，因为旅游业在中国是受政府调控的，我们大使馆与一些国营的旅行社打交道。此外，在南非，我们也有一些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它们也和中国的旅行社有联系。至于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探亲签证、商务签证以及其他签证，我们没有委托任何代理机构。”
她还说：“留学签证根本不需要中介公司插手。直接提交给我们的申请，如果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条件，他们就可以拿到签证。我们不会对申请人说，你通过哪家中介介绍，或者你必须把申请交给某个中介公司。任何人都可以到南非大使馆提交签证申请，只要他们持有的是因私护照。按规定，凡是持有因公护照或外交护照的人都不能直接到大使馆办理签证而要去中国外交部办理。。凡是持有私人护照的都可以直接到大使馆来办理，无需任何的中介代理。如果他们想找代理，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大使馆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
黄冀女士特别强调：“我们很高兴与一些像南非理工大学校长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打交道，因为这些组织在南非都有良好的信誉，而且它们的教育机构本身也很出色，并且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因此，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以正常程序去南非留学，这样，我们的大使馆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保证他们去南非的正规大学读书，而不是去一所根本没有注册过的大学。我们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学生从因特网上，从报纸上或从在南非的朋友那里听说，有这样一所好学校，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到了南非几个月之后，这所学校被关闭了，那些人也消失了，而这些学生却落得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足够的生活费。最终，学生成了牺牲品，而且还损失了一大笔钱。黄冀女士还建设性地表示，留学生们不要把材料交到中介手里，这样就可以减少中介榨取学生钱财的机会。”
澳大利亚签证官万胤忠说：“如果申请去澳大利亚，不通过中介公司，这笔钱就可以省下来了。你完全不需要付这笔钱。你只需要付签证申请费和澳大利亚学校的学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费用。”
英国大使馆高级签证官魏英杰说：“任何一个申请人都无须通过代理就可以得到签证，赴英国签证申请，其表格是免费发放的。如果签证申请人表格填写正确，带齐所需材料，并与我们约好面试时间，在面试中以诚相待，他们签证获得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委托代理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签证就能获得成功。我们并不是要针对代理人，但确实是没有必要去找代理。因为有的人得到代理人的承诺说可以拿到签证，但最后却没有得到签证。”
魏英杰还说：“我们没有给过任何一个中介任何特殊的照顾。我们对所有的签证申请都一视同仁，每一份签证申请都要接受审查。我必须要强调的是，给钱就能办好签证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有人曾刊登广告说，‘给我们4000美金，我可以保证你签证成功’。事实并非如此。申请人这样做是在浪费金钱。因为对于那些要去留学的申请人来说，挣钱不容易。有时，代理人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知道，申请人要来使馆参加一次面试，因为签证官必须要了解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如果代理人给申请人进行了包装，那他们来面试时，回答问题的答案都是事先经过准备的，申请人就无法真正诚实的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签证官就无法从申请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
美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贺德炜先生说：“有一些非官方的、私人的代理或咨询机构声称可以帮助学生获得签证或者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所提出的有些建议很可能对学生们是有帮助的。但我在互联网上或一些出版物上看到过一些建议，有些建议很糟糕。我认为，学生们应该谨慎对待签证代理们的这些建议。在我看来，留学签证申请人没有必要花钱去咨询如何申请签证。”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签证官穆大伟说：“我们新西兰移民局在北京的办公室可以接收任何人递交的申请，无论申请人他或她自己来递交申请，还是由中介递交申请，或者是他们的亲属递交，都可以。就新西兰的政策看，任何人都可以代表别人向移民局的办公室递交申请。我们备有学生申请签证所需要的各种文件。申请人完全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而根本无需中介公司来插手。当然，我们接受你所选择的中介，这是你给中介的机会。”
别让留学中介迷失方向
出国留学中介公司正在经历自己的“暴利”时代。
按照1999年7月颁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2000年1月10日，教育部、公安部对第一批11个省、市的68家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进行了资格认定。此后，全国获得审批的留学中介数目不断增加，到2003年初为止，全国共有合法留学中介服务机构246家。
上海目前共有留学中介机构14家。全部是2000年1月公布的首批合法中介。上海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新的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省)市。
昂贵的中介费用
记者的采访和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出国留学服务业行业的利润惊人。
根据由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指导下进行的《留学中介机构调查报告(上海)》(以下称《报告》)，客户对12家合法中介公司的总体满意度为79分，但对收费满意度评估的平均得分仅为68.1分。是所有评比指数的最低值。
12家中介的收费满意度得分差别不大。最高分为74.1分，最低分为63分。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上海地区的中介收费和周边城市的收费也基本处于相同的水平，收费项目也大同小异。
根据留学国家的不同，中介的收费有很大差别。最高为美国，最低是东南亚国家。
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三的上海中锐国际教育服务有限公司的收费满意度接近平均得分。2002年中锐成功签出1000多名学生，占整个留学机构市场的10%以上。其收费状况代表了上海留学中介的普遍水平。
2002年，中锐的平均收费在12000元左右。比较热门的澳大利亚的服务费为15000元。这样的收费水平代表了上海中介的平均值，周边城市也与之相仿。
中介收取的服务费一般不包括办理各种手续的费用。以留学澳大利亚为例，这些费用大致包括：签证费：315澳币(约1500人民币)；体检费：1200人民币；公证费：500―600元人民币；护照办理费：200元人民币。
除签证费稍低外，留学新西兰的各项费用和澳大利亚大体相当。这些费用通常由学生和家长额外支付。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一个学生通过中介出国，在出国之前的各种费用也一般不低于15000元人民币。稍热门的国家，花费更在20000元以上。
尽管需要昂贵的费用，但《报告》显示，仍然有80%以上的留学者选择通过中介办理留学手续。
帐面的暴利
收取留学者高昂的费用，但中介公司的直接成本却非常低。
以留学澳大利亚为例。留学的一般程序是：首先向准备留学的学校提出申请，申请获得批准后，即可以办理签证。办理签证的过程中，需要提供银行开具的资金担保存款证明、父母收入证明、父母声明和个人声明、学校成绩单等。中介会协助办理大多数的手续。在此过程中，中介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就是将相关文件邮寄往国外的国际快递费用，一般只有几百元人民币。
直接成本只占中介成本微乎其微的部分。推广(广告)费、办公费、人员工资才是中介公司主要的成本构成。
中介公司的员工数量一般都比较少，大多负责提供咨询，翻译材料，与相关方面联系等事宜。在上海规模位于前列的中锐公司，只有50多名员工，分成14个部，2002年完成了1000多单业务量。无锡一家中介公司的大洋州(澳洲)部除了承包人外只有三名雇员，雇员的平均月薪不到2000元，在2002年竟完成了100多单业务，净利润超过100万。
由于雇员数量少，即使租用比较高档的写字楼，整体的办公费用与营业额相比仍然比较低。而广告费用，由于上海合法中介资源的稀缺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记者给杭州市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一年的收支算了笔帐：该公司一年成功办理的留学中介业务约1000笔，按照每笔业务10000元的收入，就是1000万元。公司一年的开支包括：房租支出，该公司设在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每平方租金8元，按照200平方计算，一年的房租支出大约为60万元；人员开支，大部分的留学顾问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顶级的留学顾问在10万左右，按照40个人的规模计算，一年的人员开支大约为300万左右；办公费用和日常开销，因为要打国际长途和发送快递，每个月的支出按照10万计算，一年的开销为120万。上述支出再加上税收，一年的总成本大约为500万，利润率刚好是50%。
除去主营的中介业务，很多中介公司还提供一系列的附加收费服务。这些收费服务主要包括出国前的培训业务。
中锐公司为出国者提供为期2到3个月的短期国内培训，费用在2000―3000元之间，而苏南一家中介提供类似的服务，收费则高达8000元。即使以中锐培训不盈利为参照，苏南该公司的利润仍然惊人。
另一个附加业务是组织家长探亲团，有的中介将探亲团作为整体服务的一部分，不额外收费，但不少中介要求家长交纳1000―2000元不等的费用。而中介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探亲签证很好办，有时候一个上午就可以办完，交几百块手续费就可以了”。
灰色地带
除了看得见的利润，中介公司还可以获取种种回扣。
以留学澳大利亚为例，学生出国前一般都要经过体检，并办理各种公证。在体检和公证过程中相关的单位为了吸引业务会对中介提供回扣。
出国前，中介还可以为家长和学生代买机票，从中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扣。
另外，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留学需要比较高的资金担保额度。根据就读学校和年限的不同需要二十至六七十万不等的担保金额。针对许多家庭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留学澳大利亚贷款的业务，为留学该国的学生提供担保需要的资金。中介将需要贷款的学生推荐给银行，银行则从利息中提取一部分给中介作为回报。
更隐蔽的利益来自境外。一些外国大学和境外语言学校为了吸引生员，会给组织留学的境内机构提取回扣。由于很多境外大学或语言学校的学费相当昂贵，中介由此获得的利益也颇为可观。
收取高额费用的同时，中介也会为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留学者提供作假的方便，欺瞒签证官。
比较普遍的造假行为体现在资金担保上。尤其是近年来非常火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留学生监护人的资金担保和收入水平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签证官往往会通过电话到学生父母的单位核实其收入情况；中介则往往指导家长谎报收入以及事先做好应对签证官的准备。对一些原单位不易做假的客户，有的中介会委托一个不相干的单位协助造假。有些中介公司的经理甚至准备了很多杜撰出来的公司公章，以应付签证官。
而指导学生在成绩单和履历上造假等做法，早已成了业内的通行做法。
做中介实在是一本万利早已成了业内的共识。但在严格的审批制度下，留学中介的开设有严格的限制。挂靠便成了一种通行的做法。
“只要手头有合适的项目，找一家合法的中介挂靠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一家挂靠合法中介的从业者说。上海的某家合法中介的挂靠公司竟有十多家之多。
“2000年审批的时候，申报的中介至少有100多家，但通过的只有14家。”中锐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当时的情景。
而许多没有通过审批的中介，要么用挂靠的方式继续生存，要么转入地下，成为非法中介。
暴利的根源
《报告》中的另一个数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暴利的根源。
留学家庭的收入状况呈现两个高峰：一个是月收入5000―7000元，占所有家庭的33%；另一个是10000元以上，占16.4%；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家庭只占11.5%；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则占了75.4%。
留学家庭的普遍高收入，使其能够承受较高的收费水平。而出国手续的烦琐和信息的不对称则使更多的自费留学者不得不依赖中介的帮助。
留学手续比较复杂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需要提供的文件有40多份，其中不少需要同时提供中英双语文件。对于流水线操作的中介来说很快解决的问题，在家长手里往往成了棘手的难题。
留学中介往往掌握国外大学的第一手情况，而对家长公开的信息却通常很简单。尽管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查询，但由于许多国外大学缺少中文网站，使查询变得很困难。一些中介也利用这样的不对称，故意增加签证的神秘性，夸大种种拒签的可能性，“请君入瓮”。
签证官的苛刻要求也是家长们不得不求助中介的一个原因。由于很多国家在一次拒签后很难再次申请，为了不损失唯一的机会，家长们不得不将“赌注”押在中介身上。
合法中介资源的稀缺也助长了整个行业的暴利。从2000年到2003年，上海出国留学人数持续增加。而中介数量仍然维持在14家。
“中介数目增加，市场竞争加剧是可以预料的。上海很难长时间地维持14家中介的状态。一些移民服务公司已经开始变相地进入留学领域了。”中锐的这位负责人预测。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唐国华认为，留学中介不是有前途的朝阳行业，“留学中介行业是在特定时期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容量小，很难成为产业。随着中国入世和全球化的发展，这个行业最终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