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的感性与理性

[霸气十足]

饮酒的感性与理性

　　 刘 凌

　　春节期间,难免请人喝酒或喝别人的酒,这使我不由得想发点关于酒的感慨。

　　我经常纳闷的是,古往今来关于“禁酒”、“戒酒”的训诫不绝如缕,而嗜酒
之风却迄无稍减,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何在?近偶翻尼采《悲剧的诞生》,似
略有所悟。

　　尼采将古希猎悲剧归结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融合,虽屡遭论家抨击,但将
酒神精神指代人类本能和感性倾向,却使我联想到饮酒。喝酒确能使人暂时忘却过
分的理性约束,“陶然共忘机”(李白),部分地复归人的本然状态。古今中外,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所以饮酒千古不废。只是中国人偏于“天人合一”,所谓“三杯通
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而西方人则偏于张扬个性,沉醉乃“自我的弥漫和扩散”
(荣格)。这就是文化形态的差异罢?

　　然而,“合自然”的境界并不易得。人类天性中有种放纵本能的倾向。如若饮
酒中的感性完全失去理性引导,就会导至感性过当,而这又恰是常人易陷的误区。
嗜酒成癖,为酒所制,反失自然本真。尝见贪杯者,闻酒垂涎,无酒难眠,有酒强饮,
不知节制,以至丑态百出,甚至暴毙街头,成为真正的“酒鬼”。这就全然背离了饮
酒的本质。此类恶习,又助长了酒量的角逐。比别人多喝一杯,便自感“英雄”了
得。豪饮之人被誉为“酒圣”、“酒龙”,“九吐而不减其量者为酒神”(《醉录》
),酗酒者能不大受鼓舞?

　　所以,饮酒虽偏于感性,也应力求理性节制。这一靠教养,二靠意志。虽行之甚
难,却非不能为也。“酒意诗情谁与共？”(李清照)诗酒联姻,就是感性与理性的
一种合谐。所谓“李白一斗诗百篇”(杜甫),所谓“一杯未尽诗已成”(杨诚斋),
均是这种境界。老杜甚至称,善饮竟能使口吃者雄辩滔滔(《饮中八仙歌》)。李白
“但醉出文章,不失谬误”(《开元天宝遗事》),可见他并未真醉。传说他奉诏为
玄宗撰写“清平词”,也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浇醒后完成,也证明华章源自清醒。可
见,微醺而非烂醉,才易至感性、理性和谐,激发创作灵感,“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曹丕),才可能出佳作。但“听说诗人都解饮”(陈声暨),则未免夸张过甚,酒量与
文才并不成正比。另外,陶潜老、李太白虽都“解饮”,但前者屡戒不止,终至遗害
子孙;后者也“终因饮酒过度而醉死宣城”(《旧唐书・文苑传》)。从而表明他们
在感性、理性谐调上终归未臻化境,实足令人叹惋。

　　但饮酒的理性控制也不可过当,尤其不宜附加过多的功利负担,否则也将伤其
真美。而国人的“实用理性”,却每使饮酒怀抱机心。许慎《说文》就已把酒与“
善恶”、“吉凶”相牵合。至若“欲待忘忧除是酒”(赵忠简)、“寄酒为迹”(萧
统)、“有托而逃”(韩愈)云云,则是把酒作为逃避政治和愁苦的实用工具,所注目
者乃现实功利,端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修)也。如魏晋“竹林”名士,并
非不知耽酒之害,嵇康《养生》就多有告诫,为全生避害,不得已也。但借酒避祸、
浇愁,也不见得有效。君不闻,“酒虽美,不能使悲者乐”(陆游)、“酒兵无计敌愁
肠”(唐彦谦)、“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君不见,嵇康醉饮,也未免做司马昭的
刀下鬼。尝见各类酒场应酬,满布机心。即非勾手弄权、拍板成交,也要变着法扳
倒对方,

　　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灌倒他”。与此同时,还要步步为营,谨防
自个儿跌脚。众酒客各自操练着“兵不厌诈”的孙子兵法。诸如“酒战”、“酒
军”一类雅称,也透露出一派杀机。而主人,也要察颜观色,把握全局,使出浑身解
数,惟恐落下“待慢”的恶名。真个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难怪苏东坡厌称为
“酒食地狱”。这哪里还有陶然忘机之美?

　　更令人难堪的,是五花八门、软硬兼施的让酒。“客不躺倒,酒桌不撤”,似已
成为待客常规。《鹤林玉露》载,宋徽宗强让臣下蔡攸饮酒,至攸“将至颠踣”,而
上曰“就令灌死,也不至失一司马光也”,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在当今酒场上,也有
诸如“就是毒药也要喝了”一类混账话。国人向以“中庸”而自豪,何故酒局好走
极端呢?连爱酒的袁枚,也不得不发出“强让有类强奸”的抗议。而此类“强奸”,
竟至今未得严正审判,令人悲哀。